幸福街電視劇(幸福街電視劇情景喜劇)

當代書評丨平凡生活百姓家——讀何頓的長篇小說《幸福街》

高海平/文

何頓是一位勤奮的作家，我早年讀過他很多小說。剛剛讀完他在病榻上寫就的長達38萬字的小說《幸福街》，感覺還是那么溫暖和親切。溫暖體現在寫的是普通生活，親切體現在寫的是尋常百姓。小說就像一幅《清明上河圖》，展示了一個叫幸福街的地方，在十年浩劫、上山下鄉、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變遷史，描寫了生活在其中的各色人等不同的命運。幸福街上，生活著一批幸福或不幸福的人。他們的命運既是時代所決定的，同時又是自己所主宰的。每個人最終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軌跡。

其實，《幸福街》描寫的是黃家鎮的故事，黃家鎮包括迎賓路、幸福街、光裕里、由義巷、芙蓉路、下河街等街巷，幸福街是主街道。這是一座千年古鎮。

小說寫到：“幸福街是一條居住著八十戶人家的小街，一條平整的青石板路，街兩旁大多是古舊的平房，房前屋后都栽著果樹。橘子樹、柚子樹和楊梅樹居多，也有枇杷樹、桃樹和梨樹”。還有一棵幾百年的大樟樹，它是幸福街的象征。

幸福街，原名叫呂家巷。一九五一年給街巷釘門牌時，將它改名為幸福街。幸福街一號，是幢平房，原來居住的人家姓呂，解放前擁有大片良田，且經營著大米廠和三家米鋪，劃階級成分時，定為地主兼資本家，被改造了。房子分給了不同的人，這些人包括何家、陳家、高家，還有黃家。何家是外來戶，何天民是游擊隊出身，任大米廠廠長，李詠梅是迎賓路小學的校長，兒子何勇。陳家男人原來是呂家的家丁兼轎夫，兒子陳兵。高家男人是呂家的管家，兒子高曉華。黃迎春和孫映山兩口子是“四野”南下的河北人，黃迎春是區長，孫映山是醫院院長，女兒黃琳。

幸福街八號住著周蘭，周蘭是小學老師，男人林志華是個理發師，女兒林阿亞。幸福街三十號是棟兩層樓的紅磚房，居住著漂亮女人趙春花，大米廠職工，丈夫陳正石，舊社會是個資本家，街上的異南春飲食店，以前叫異南春茶樓就是他家的。打成“右派”后，一蹶不振，死時，女兒陳漫秋才四歲。幸福街七十號住著楊老師，男人是竹器廠的廠長，老革命，兒子黃國進。

住在光裕里的黃國輝，父親殺豬的，母親是大米廠職工。住在由義巷的張小山，父親當過副區長，屬于干部子弟。還有楊瓊，跟何勇、黃國輝、林阿亞同學。故事從他們開始的。

黃家鎮，雖是一個鎮子，但是一個大社會，人員眾多，成分復雜，企業很多，織布廠、樂器廠、大米廠、竹器廠、陶瓷廠、糖果餅干廠等等，不同的人員在不同的廠子里工作，社會風氣井然有序。造反運動開始后，像陳兵這樣的底層人物當上了造反派的副總司令，開始在幸福街上耀武揚威。而顯赫一時的區長黃迎春、副區長張小山的父親卻被揪了起來，實施專政。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個家庭和人的思想也跟著發生變化。那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時代，黑白顛倒的時代。

上山下鄉開始了，毛主席一句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高曉華、黃琳去了，何勇、林阿亞也去了。熱血青年們懷揣夢想，奔赴廣闊天地。高曉華是一個典型代表，他意志堅定，一心要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團結了包括黃琳在內的一批知青辦小農場，還入了黨。然而，命運給他開了個玩笑，追求的一切不僅是一場空，由此還得了精神分裂癥，連自己的性命也搭進去了，成為一個時代既悲催又可嘆的人物。黃琳與高曉華恰恰相反，她喜歡高曉華的高蹈，曾經率領造反派前往韶山。后來，卻成了地地道道的享樂主義者。由造反派“魔頭”，墮落為破罐子破摔的生活迷失者。

幸福街上的兩大美女林阿亞、陳漫秋是作家重點塑造的藝術形象。高考恢復后，兩人都考進了大學離開了幸福街，在上海和長沙生活和工作。

林阿亞，早年吃盡了生活的苦頭。她的祖父曾是軍閥孫傳芳部隊的一名連長，淞滬會戰時是團長。當了逃兵后，攜夫人逃到黃家鎮，定居下來，生下了林志華。林志華娶了周蘭，生了林阿亞。造反運動開始后，因為奶奶私藏了一把，家庭遭遇了滅頂之災。陳兵帶人操了她的家，奶奶、父親和母親被抓。她一個人像只小貓瑟縮在家。母親周蘭從獄中出來，又被當權者、區革委會嚴副主任騷擾和霸占。父親慘死在獄中，何勇幫她去收尸。這一切遭遇其實都是嚴副主任為了達到長期霸占周蘭的邪惡目的，故意制造的。曲折跌宕的家族史，為林阿亞的成長做了必要的鋪墊。可以說，林阿亞的意志是被磨礪出來的。

陳漫秋，四歲時父親就去世，母親趙春花處處謹小慎微，低調做人做事，簡直低到了塵埃里。自己如此，也要求女兒如此。金子總是要發光的。陳漫秋的才華慢慢被認可。上大學，當作家，實現人生理想。陳漫秋的家庭背景是資本家，父輩、祖輩早年飛黃騰達，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她雖然沒有趕上，但是精神中彰顯著那種氣質。母親的管教是她成才的有效手段。

黃國進，比陳漫秋小三歲，卻成了陳漫秋的丈夫。黃國進大學畢業后進學校，后來到了教育廳，最后當了市長，是幸福街走出的最高級別官員。他父親是老革命，他從小管教很嚴，何勇、黃國輝、張小山們習武練拳的時候，他在家里練毛筆字。小學時，黃國進的母親楊老師特別欣賞陳漫秋，限于陳漫秋的出身不好，楊老師從來沒有大張旗鼓地表揚過陳漫秋，總是在說完一大堆話之后，假裝不經意提及一下而已，這樣的行為讓趙春花極為不滿。想不到陰差陽錯，最終兩家卻成了親。黃國進、陳漫秋夫妻二人夫唱婦隨，琴瑟和鳴，日子過得順風順水，真真演繹了一出才子佳人的佳話，應了那句老話：“女大三抱金磚”。

林阿亞、黃國進和陳漫秋上大學離開幸福街后，他（她）們漸漸地淡出了作家的視野。小說重點在幸福街。一直生活在這里的何勇、張小山、黃國輝等成了著力描述的對象。

何勇，最富有正能量的藝術形象。父親是大米廠廠長，母親是迎賓路小學校長，有一個很好的家庭環境。從小就有正義感，同學打架他會出頭露面，朋友有事也會兩肋插刀。林阿亞父親冤死獄中，他陪林阿亞到監獄收尸。何勇和林阿亞本是天生一對，地配一雙。林阿亞考上大學離開幸福街后，何勇能正確看待他和林阿亞的關系，并且對今后的發展走勢有明確的認識。他曾埋怨過自己荒廢了學業，沒能考上大學，但是，沒有埋怨林阿亞的離開。這就是何勇成熟和大度的表現。他不自暴自棄，沉著冷靜。在公安戰線上兢兢業業工作。抓逃犯，立大功，當所長，不膨脹，大是大非面前，堅持原則，能正確處理好公與私、重與輕的關系。面對張小山、黃國輝這樣的發小，犯了法，也不講私情，秉公執法，實屬幸福街上成長起來的優秀人才。

張小山、楊瓊的性格發展多少出乎意料之外。張小山，出身干部家庭，從小上進心很強，小學時為了當班長，發奮學習，成績突飛猛進。也樂于助人，幫隔壁的鄭嬸嬸挑水。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時代大潮風起云涌，勇敢地做了弄潮兒，不甘落伍，與時俱進，開歌舞廳賺了大錢。只是受到幾次挫折后，性格發生了變化，人生開始了轉折。這一轉就永遠的萬劫不復，實為遺憾。

楊瓊的人生更是悲催。小學當過班長，好多同學追求的對象。命運多舛，丈夫臥病在床，兒子上學，為了生計，只得為生。不過，她有一顆善良的心，不抱怨，不逃避，勇敢面對，更是讓人唏噓不已。

黃國輝的人生走向合乎常理。家庭環境和性格鑄就了其平庸一生，僅僅平庸也就罷了，一介莽夫，一身蠻力，做事不動腦子，出事是遲早的。

小說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除了上述之外，還有王進、劉興、二毛等小學另一個班的同學，也是幸福街上的主人。承包魚塘、造假酒，啥賺錢干啥。幸福街上負面人物的代表。

小說還塑造了嚴副主任、劉大鼻子等靠造反起家的人物。這是時代的胎記，他們的出現是歷史無法回避的必然選擇。

時光倏然，幸福街上的兩代人從這里出發，各行其道，最終各歸其所。也許這就是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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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小說《幸福街》作者何頓：“五零后”的“大江大河”

幸福街是一條住著八十戶人家的小街，平整的青石板路徐徐鋪開，街兩旁大多是古舊平房。街上幾個年齡相仿的孩子，都出生于1958年。他們的父母，有的是大米廠職工，有的是舊社會的資本家、姨太太，有的是小學老師，有的是政府干部，有的是理發師……這是小說中的幸福街，也是作家何頓曾真實生活過的幸福街。

何頓的父親曾是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一家人從學校宿舍區被趕出來，搬到了這個后來改名為“幸福街”的地方。在那個年代，幾家人共用廚房和廁所，打水要去自來水站，鄰里街坊抬頭低頭總能碰見，住一條街的孩子成天到晚玩在一起。

《幸福街》的主人公正是何頓兒時的玩伴們。這些孩子在此后的近半個世紀中經歷“文革”、上山下鄉、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下海”大潮……命運與時代交疊，跌宕起伏，最終走向截然不同的結局。何頓把親身經歷和小說人物揉捏在一起，寫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借主人公之口，反思了一代人的命運。

作家何頓，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寫作時何頓正在一場大病中。手術前夜，他陷在對死亡恐懼與對生命思索的復雜情緒里，迷迷糊糊中，幾十年未曾聯系的兒時玩伴突然在夢里向他走來。他們為何在人最空虛的時刻閃現？他想，如果能活著走下手術臺，就要寫自己這代人的故事。

手術后第五天，何頓就開始了寫作。身世坎坷但要強上進的資本家女兒、無學可上的惶惑少年、沉迷三俠五義的叛逆青年、回不了城的女知青、下海經商的勞改釋放犯……他太熟悉了，那些形象幾乎是“自己跳進腦海里，再流到鍵盤上”。

2019年春節，小說里、也是現實中曾經在初中學校里排演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的劇組在長沙重聚。當年的女同學，早已升級為奶奶和外婆。她們圍坐在一起讀剛剛出版的《幸福街》，小說主人公之一陳漫秋的原型也在。陳漫秋因為出身資本家家庭，前途于她只有孤獨和黯淡，但一番波折后進入學校劇組飾演正面人物阿慶嫂，是她初次為自己爭取來一絲光亮。她們給何頓發來的視頻中，當年飾演“沙奶奶”的同學輕聲讀出陳漫秋蹲在一隅讀劇本的片段。一段還沒讀完，女同學眼里都含著淚了。

《幸福街》，何頓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12月。

澎湃新聞：小說主人公均出生于1958年，跟您一樣大。您覺得這是怎樣的一代人？

何頓：我個人認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那代人比起來，顯得更無知。

我在家排行第五，哥哥姐姐出生于1950年代初，他們在“文革”前接受過正規的小學和中學教育。即便在風聲最緊的時候，他們也會躲起來讀一些沒有封面的書，包括巴金的《家》、《青春之歌》等等，當時這些都是“禁書”。

我讀書時趕上政治運動，課本也改成了油印材料。我在小說中借主人公的口反思了當時“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想法，它確實對一些人造成了影響。

知青下鄉對我個人影響不大，因為我下鄉時已經是這場運動的尾聲，很快高考恢復，兩年不到我就考上了大學。但在我之前下鄉的知青，有些人被耽擱在那里許多年，就像小說里的桃桃和西西，她們的人生就被很大程度上改變了。

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發展起來，有些工廠效益下降，一些小時候沒有好好接受教育、沒文化沒知識的人被迅速淘汰，有些人三十一二歲就下了崗。這時就出現了小說中黃國輝、張小山那樣的人，他們心思活絡、另謀出路，然而做事沒有底線，尤其在賺錢方面缺乏道德約束。

但并不是一個時代所有的人都不讀書。小說中的林阿亞、陳漫秋、黃國進，他們是自強不息、努力改變命運的人。1978年恢復高考，對于他們三人來說就是機遇。對我們這代人而言，考上大學、甚至考上中專，命運就徹底改變了，的確是知識改變命運。

不久前熱播的電視劇《大江大河》我也看了，我覺得很親切，很接地氣。里面的主人公和我小說中的人物年齡應該差不多，就是這代人的故事。

《大江大河》劇照

澎湃新聞：小說中兩個主要的女性人物林阿亞、陳漫秋，都是身世坎坷、但通過高考改變命運，這是一種理想的投射嗎？

何頓：她們都是真實的人物。那個年代的女孩比男孩聽話，愿意讀書，男孩貪玩。林阿亞、陳漫秋的“出身”不好，有些人被命運吞沒，有些人則是自強不息，林、陳都是后者，她們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

之前在一場講座上，有一位“90后”朋友向我提問，知識到底能不能改變命運？我想答案還是肯定的，我所經歷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林阿亞就是我當年在生活中喜歡的一個女孩，乖巧聰明，她讀書就是因為好強、好勝。她出身在資本家的家庭，還是三姨太的女兒，在家里、在社會上都沒有地位，只能靠讀書來證明自己是個聰明女孩。寫她我是特別認真的，寫了好幾稿，生怕有任何輕慢、嘲諷的意思，生怕破壞了這個美好的形象。

澎湃新聞：您在小說里寫了很多具有年代感的細節，從喇叭褲、舞廳、到鄧麗君的流行，為什么花這么多筆墨？

何頓：我希望通過細節來讓讀者回想那個時代。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考證，因為那就是我的親身經歷。

喇叭褲，舞廳里的交誼舞，萬寶路的煙，就是八十年代在中國，至少是南方市場上興起的潮流，從香港、廣東、臺灣、福建這些沿海省份向湖南、江西這些內陸省份擴散。

我們一幫朋友開始跳舞的時候，就像小說里的張小山一樣，提著兩個喇叭的收音機，穿著喇叭褲和西裝，在長沙市的大街上跳舞。那還是1979年，剛剛改革開放，我們算是膽子很大的。有一種被壓抑了很久突然被釋放的感覺，人變得奔放、狂野。

澎湃新聞：剛才提到張小山這個人物，他心思活絡，租工廠的禮堂開舞廳，之后下海經商，一度風光無限，最后卻黯然收場，這是一個典型的時代故事嗎？

何頓：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氛圍剛剛有所松動，大部分有工作的人，比如我們這些進了工廠的，仍把希望寄托在單位上，或者還在觀望。而第一批出來做生意、開店的，不少是當時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員。

所以張小山這樣的人物出現是很正常的，因為他被單位除名了，他要活下去；后來追隨他的黃國輝，也是不得不從單位離開之后，才加入的。

八十年代末，張小山這樣的個體戶們開始騎摩托車、買大彩電，這對留在體制里的人是個巨大的刺激。

但九十年代以后，這批人就沒戲了，因為知識結構不行、知識準備不夠，做不大、做不好。相反，許多知識分子“下海”以后，經營得風生水起。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一大批當年做生意的人就進了麻將館，那已經不是他們的時代了。

這種淘汰非常殘酷，但也是很正常的。社會發展還是要靠知識和文化。張小山、黃國輝他們就是這種結果。

澎湃新聞：也有讀書的人物，比如高曉華，有雄心壯志，然而最后的命運也讓人唏噓。

何頓：高曉華的雄心是單純可笑的，他甚至想發明一種機器來消除人類腦中的自私自利，這是違反人性的。當社會氛圍改變之后，他覺得自己失寵了，陷入焦慮，還要寫信誣告別人。我想通過高曉華的命運，來預示一種荒誕的結束。

澎湃新聞：小說給許多人物都“安排”了閱讀史，比如說“出身”不好的陳漫秋說，是書給了她生活的勇氣，她讀《復活》《紅與黑》《基督山伯爵》，“書都翻爛了，封面也沒有了”，還要搭車去縣城新華書店，讀《悲慘世界》《浮士德》《獵人筆記》。如何設計每一個人物的精神資源，和您自身的閱讀經歷有關嗎？

何頓：陳漫秋讀的這些書，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們當年悄悄讀的書。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真實故事。

再比如，小說里的黃國輝是讀武俠小說，他崇尚肝膽相照的義氣，但最后也因盲目地“仗義”幫助犯法的朋友而葬送了自己。他在某種程度上是“文盲文化”的縮影。

我小時候是受哥哥姐姐的影響才讀了一點書。我父親是湖南第一師范的校長，家里還收藏了一些書。小時候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水滸傳》。六七十年代宋江被批評為“投降主義”，當時以批判的形式出版了這部書，我父親就買回家來看。古典資源對我的影響比較深，但主要也不是從文學作品中來的，而是在茶館里聽人說書，聽老人家講故事，《說唐》、《水滸》這些。

澎湃新聞：您曾說小說中的何勇的原型就是自己。何勇和林阿亞因為其中一方考上大學而分開的結局，也是那個年代“知識改變命運”的注腳嗎？

何頓：何勇是個中規中矩的人，我是我們這代人中中規中矩的那一類。

何勇和林阿亞的結局是再普遍不過的，在我們那個年代，高考以后許多年輕人和戀人分手，尤其是像他們這樣，一個考去了大城市讀大學、一個留在小縣城，這是無可奈何的。

但何勇家早年曾幫助過林阿亞，幫她爭取上學、高考的機會，我生怕將林阿亞寫成一個忘恩負義的形象。如何駕馭這兩個人的故事，我左右搖擺了很久。我寫林阿亞1984年讀研究生時回到家鄉，仍然對何勇抱有希望，直到他看到何勇已經有了新的生活，才徹底放棄。這個故事也有原型，它是我們身邊一個女知青的真實經歷。

我想說的是，在這個故事里，沒有誰是壞人，它并非某一個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