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一篇橫空出世的《我是范雨素》

讓大眾開始關注皮村文學小組。

?月嫂、家政工、建筑工、電焊工等底層北漂

?聚在北京城中村閱讀、寫作。

今年，皮村文學小組已經成立十年。

小組成員來自天南海北、各行各業(yè)。

?有人等雇主的孩子入睡后，

?擠出時間寫作畫畫；

?有人在流水線十幾年，看不到明天，

?寫詩后才得到救贖；

?還有人蝸居350塊月租的房子，

?身患癌癥，卻寫出20萬字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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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文學小組成員們

?作家袁凌在皮村文學小組做了7年導師。

?去年他搬到皮村生活，

?決定為這些追夢者寫一本書。

?3月，一條攝制組在皮村

?見到了袁凌和幾位活躍于文學小組的工友。

?“這個烏托邦也許明年就會結束，

但至少眼下還能把這個夢做下去。”

編輯：馬詩韻

?責編：陳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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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大門

?坐落在五環(huán)外的皮村，是不少底層北漂在北京的家。這里住著大量月嫂、家政工、建筑工、泥瓦工。據公告牌顯示，目前皮村人口近2萬，90%都是外來人口。

“我在北京的坐標不是國貿，而是皮村，哪怕在外人看來它是臟亂差的。”小海曾是一名流水線工人，業(yè)余寫了幾百首詩。2016年他加入皮村文學小組，那時范雨素尚未出名，文學小組默默無聞，但小海覺得“沒有遇到過這么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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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環(huán)境

?皮村文學小組2014年成立，起初只是工友之家下面的興趣小組之一。2017年，一篇橫空出世的《我是范雨素》，讓大眾開始關注這個城中村里的“文學群體”。十年過去，當皮村其他看起來更有實際意義的小組漸漸不再活躍，文學小組卻一直留存下來，幾乎每周末都雷打不動地開文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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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文學小組活動，正在分享的是頂棚匠徐克鐸和育兒嫂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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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的作品陸續(xù)發(fā)表在《北京文學》《花城》等文學雜志上。2022年，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勞動者的星辰》出版

?“云上寫詩，泥里生活”，作家袁凌如此形容皮村文學小組。在小組成員中，有人擠出勞動間隙的時間寫詩畫畫，有人身患癌癥卻堅持閱讀，350塊的出租屋里裝滿幾大箱書，小說草稿寫了20萬字。?

袁凌在皮村文學小組做了7年導師，課堂之外也經常和工友們交流。“我跟他們本身是一類人。農村出來的，北漂，勞動階層——我哥哥嫂子都在貨運部扛大包，我自己也沒房沒車，沒有穩(wěn)定的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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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袁凌和小海在溫榆河邊右：袁凌新書《我的皮村兄妹》

?在北京感到孤獨的時候，袁凌常常想到皮村來，在小海工作的公益商店坐坐，或者跟其他工友一起出去干活。今年春節(jié)過后，小組成員夢雨送了袁凌一雙自己繡的鞋墊。她是一名家政工，喜歡寫詩、畫畫、跳舞，常常把自己的稿子發(fā)給袁凌看。

“他們非常把你當自己人，”袁凌說。2022年，他開始以工友們?yōu)槿合駥懽餍聲段业钠ご逍置谩罚拔膶W本身就是一個烏托邦，只是往往都是一個人在造這個烏托邦，而皮村有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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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嫂史魚琴有寫日記的習慣

?第一次去工友的家里做客，袁凌對房子的條件有些震驚。“進去以后根本轉不開身，就是一個床抵在那里，沒有衛(wèi)生間，沒有廚房，黑洞洞的。這種逼仄的生活境況，不走近他們是不了解的。”

袁凌曾在另一個城中村待過幾年，去年他在皮村租下一間月租650塊的臨街房屋，沒有空調暖氣，公用廁所在樓道里，很臟。“我想要更真切地去感受文學小組工友們的生活條件，怎么租房子，怎么過冬天和夏天，怎么吃飯洗澡，怎么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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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焊工馬建東在皮村的住處

?艱苦的生活條件，工友們大多選擇接受。“這邊房租特別便宜，吃飯消費都實惠，經濟上負擔得起。”馬建東是皮村戲劇小組成員，常去文學小組聽課。他租的地方院子里沒有洗澡的地兒。冬天他會花個10來塊錢上澡堂，夏天就拿桶在院子里曬一中午，把水曬熱進屋洗。碰上戲劇小組去外地演出，他就很高興，可以在賓館里舒舒服服洗個澡。

月嫂史魚琴住在尹各莊村，與皮村一河之隔，每月租金350塊。房間狹小昏暗，與鄰居們共享一個院子。除了房租便宜，史魚琴更多考量的是，住在這里方便去文學小組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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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魚琴手機上的長篇草稿已近20萬字

?2017年，她因《我是范雨素》知道了皮村文學小組，每逢周末空閑就會來上課。那時候她住得遠，有時候下課晚了，只好在皮村住旅店，一晚80塊錢。對此她的丈夫很不滿意，他常年臥病在床，家里只靠史魚琴掙錢。去皮村聽課兩個月，她沒賺什么錢，只拿回來幾本書。

“不管我怎么樣掙錢，我一直保持閱讀的習慣。”不大的出租屋里堆著幾大箱書，都是這些年史魚琴陸續(xù)看完的。她愛看100年以上的書，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也看過不少，還喜歡讀太宰治和芥川龍之介的書。有兩本書無論她搬到哪兒都會帶著，一本是《紅樓夢》，另一本是《百年孤獨》。“喜歡文學挺好的，它讓你沒那么痛苦。我最痛苦的時候天天看書，看一看就覺得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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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魚琴的出租屋里堆滿幾大箱書

?作為月嫂，一旦上戶后史魚琴就不能看手機，更不用談寫作。休息的時候她在手機上寫，只會用一根手指一個一個字敲，寫得很慢。袁凌發(fā)現，許多皮村文學小組的成員不太會用電腦，“有些人手機都不太會用，寫著寫著保存不下來，不見了。”

2020年，史魚琴查出乳腺癌，“醫(yī)生說癌細胞有轉移，有可能只活幾個月。”治療期間，她才有空多聽皮村文學小組的課，有意識地寫作。她去年開始寫的長篇，草稿已近20萬字。“第一稿寫完我覺得不好，就把它毀了，這是第二稿。”

“生活沉重地打擊他們，他們也還沒有放棄。”袁凌說。

而史魚琴覺得，如果不寫下來，100年后、200年后還有人知道他們的生活嗎？“在客戶家里，我們是不可能說話的，也沒人喜歡聽，但人活著都有表達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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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夢雨作為皮村文學小組的代表之一參展廣州inD藝術書展

?育兒嫂夢雨最近有一件心事。她的兒媳懷孕了，預產期在九月，到時候她要回老家照顧，這一去大概再也不能回北京了，“那個時候年齡大了就不會有人要我了。我現在的雇主還是袁凌老師介紹的，是他的學生。”?

比起無法再回北京掙錢，更讓夢雨郁悶的是，到時候再也不能去皮村文學小組了。“要是沒有文學小組，我一個人在北京打工就覺得很失落，很孤獨，是文學小組拯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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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雨畫筆下的皮村文學小組，張慧瑜老師正在給工友們上課

?2017年，夢雨開始在皮村文學小組聽課。那時候她住海淀，聽完課回到雇主家已經12點。有好幾次，她都是搭張慧瑜的車回去。張慧瑜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老師，也是最早來皮村文學小組上課的導師。有時候下課晚了，他就開車把住得遠的工友送回去。

如今皮村文學小組共有四五十位導師與志愿者，包括高校教師、編輯、作家等等。每周末晚上，導師選取一本書或一篇文章與工友們討論，也給工友們布置課后的練筆作業(yè)。“外面的老師來上課，工人們來學習。大家彼此分享，慢慢地形成了這么一個氛圍。”袁凌說。

“那些老師都是無償來講課，我覺得很榮幸。上學的時候沒有好好學，現在學點東西很充實。”夢雨是文學小組的積極分子，坐地鐵公交常常寫東西入迷了而坐過站。“我剛開始覺得做保姆好像低人一等，文學讓我的心一下子平靜下來了。”

夢雨是她給自己起的筆名。她從小喜歡下雨，“別的孩子都是打著傘，我喜歡在雨里跑。”她還喜歡做夢，夢里那些稀奇古怪的畫面，都被她用畫筆記錄下來。“夢雨好像是另一個身份，一個真實的我。反倒是我的真名，我不太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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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雨的畫

?留給夢雨寫作的時間并不多，只有雇主的孩子睡著了，或是工作全做完了才有點空閑。有時候晚上睡不著，她就爬起來畫畫。“我們這個工作很特殊，雇主有事的時候，本來說好休息的一天也休息不了。”袁凌記得，有次夢雨在一位雇主家里工作到休克。

正是和皮村文學小組的交往讓袁凌意識到，“社會發(fā)展得再高端，底層依然是靠人的勞力。”但他相信，不論社會地位如何，人人都應該有機會、有權利發(fā)展自己。“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人，未必就比上過大學的人少一些想法和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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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彈唱原創(chuàng)歌曲《我叫胡小海》

?2015年冬天，小海在鄭州富士康的流水線上打工。一天凌晨4點，他和工人們一起下班，烏泱烏泱幾千人涌出工廠大門，他有感而發(fā)寫下詩句，“璀璨的星河下，冷幽的月色中，人群蒙面奔走，如一場深冬的雪。”?

“那個時候打工12年了，很迷茫很痛苦。”小海說，那幾年他換了四五十份工作，“沒有一份能夠讓我看到明天的。”

讀詩、寫詩，是小海化解苦悶的方式。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就用詩歌和自己對話。2008年，小海背了三四百首唐詩，也寫了三四百首詩，“那時候很年輕，豪情萬丈。車間的生活、困頓的情緒與古典詩詞產生了神奇的化學反應，太牛了，可以跟李白、蘇軾的情感共振。”

小海的詩作不少都有關流水線生活，其中一首名為《把流水線寫成詩》，“去感受車間窗外四季的風，讓自己機械身體內，那深處工業(yè)的血和唐朝月亮一起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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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工作的二手公益商店，墻上貼滿詩歌和畫，袁凌起名為“詩歌商店”

?如今，小海已經離開流水線許多年，在皮村附近的二手衣物公益商店工作。工資不高，但他很滿足，“如果我沒有到這邊的話，現在還在工廠繼續(xù)憤怒，可能就已經瘋掉了，所以我非常不愿意離開這里。”

?但文學帶給他的影響并非全都是正面的，小海半開玩笑地說，有點后悔自己當時光搞文學去了，耽誤了戀愛，導致現在還是單身，“每年回家壓力都很大，這么大年齡也沒人給介紹對象了。”

?袁凌認為，文學很難在現實層面給勞動者帶去很大的改變。“對多數工友們來說，生活還是生活，還是要艱辛地勞動。范雨素成名后，也還要做鐘點工來維持日常生活。如果把文學夢做得太認真的話，可能還對他們的生活有影響。”袁凌記得，皮村以前來過一個研究莊子的人，后來把老婆孩子都研究走了；還有一個文學青年寫了1000多萬字，老是發(fā)不出來。

?“另一方面，文學確實給他們打開一個新天地。在他們過于卑微的人生、重復性的勞動當中，能夠有一個帶來一些價值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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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文學小組為小海和夢雨印刷的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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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東的家雖然昏暗狹小，但他在墻上掛了一只彩色風車

?盡管如此，皮村文學小組仍然前途未卜。“明年文學小組的教室可能要拆了，租約到期了。”袁凌說，“這個烏托邦至少已經持續(xù)10年了。如果它能夠在人們心中種下一個種子，那么沒有這兒，還會有別的基層文學，有胡安焉、王計兵和陳年喜，勞動者文學趨勢是不可扭轉的。” 這正是他寫下《我的皮村兄妹》這本書的起因。

“希望皮村文學小組能夠一直存在，至少眼下還能把這個夢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