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引發歐洲能源危機之際，美國趁機推出多項政策，試圖吸走歐洲制造業，以便實現自身的“再工業化”。30年前，美國的“去工業化”曾給華爾街插上翅膀，如今又一心想再度工業化，其難度之大恐怕不是借歐洲一場能源危機就能做到的。

最近一段時間，包括美國《華爾街日報》、德國《商報》在內的多家西方媒體紛紛報道稱，美國正因為歐洲企業遷移而受益，并警告歐洲或將走上“去工業化”道路。與此相對的是美國正在推動制造業回流。不難看出，美國正在利用歐洲能源危機，試圖實現“再工業化”。

（能源危機導致歐洲汽車行業陷入困境）

美國的崛起與工業化同步，而“去工業化”則始于幾十年前，社會結構和經濟構成也隨之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并持續影響至今。

當時，在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下，傳統的制造業被認為是“夕陽產業”，于是美國企業大規模裁員，大量中低端制造業被轉移到海外，資本開始逃離實體。藍領中產階級受到重創，開始萎縮。傳統工人得不到就業機會，不得不轉向薪資更低的服務業。而新興的金融行業薪資飛漲，雖然精英階層能從海外攫取大數量財富，但國內中產階級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降低，社會結構日益走向兩極化。

“去工業化”過程中，脫實向虛也成為美國企業的選擇，拿通用電氣（GE）為例，該公司70多家制造廠賣掉發電設備，將資金轉投金融行業，市值從130億美元迅速提升到4800億美元。但追求短期數字帶來的后果是產品部門被忽視，市場競爭力開始下滑。最終，這家定義了“美國時代”的公司被迫解體，它的命運，也是很多美國制造業企業的命運。

（當時通用電氣的CEO杰克·韋爾奇更關注股價）

為了改變歷史車輪的走向，從奧巴馬到拜登，三位美國總統都呼吁“再工業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奧巴馬任期內先后提出了《制造業促進法案》、“促進就業措施”等政策，并呼吁美國人“買美國貨”，試圖創造工業就業崗位，通過“再工業化”重振美國經濟。但他的任期內，雖然汽車、計算機等幾個行業有了長足發展，但從整體上來看，美國再工業化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工業仍在拖經濟增長的后腿。

對于特朗普來說，再工業化承諾是他勝選的關鍵。上任后，他宣稱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將給美國制造業帶來致命打擊，于是“退群”了事。而他試圖重振制造業的最有力舉措，應該是17年底落地的稅改政策。但隨后各大經濟體都推行了減稅，從而大大抵消了美國減稅的效果。隨后的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在GDP中所占比重并無擴大，說明美國并未能如愿成為制造業投資最佳目的地。

（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退出TPP）

到了拜登政府，則是從所謂的“供應鏈安全”入手，全力推動日韓等國企業在美國建廠生產。俄烏沖突開始之后，拜登政府更是利用了歐洲能源危機，公布了大量激勵制造業和綠色能源的政策。各州也積極吸引歐洲工廠前往美國投資建廠。

不過，美國“去工業化”并非一日之功，“再工業化”自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為什么呢？

美國“再工業化”之路，至少還會遇到三大路障，前景不容樂觀。

第一，跨國資本家是逐利的，美國生產成本高企，中國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國生產成本低，在這些國家建廠和外包，可以最大限度擴大利潤。而個人與工會，則反對資本家為了利益將工廠轉移和生產外包。

第二，美國勞動力市場中崗位與工人的供求比例失衡，隨著全球化進程推動，大量低端工人移民美國，沖擊了美國本土用工市場。比起這些移民，美國本土曾經擁有熟練技能的藍領中產階級早已萎縮，競爭力越來越差。

（美國工人罷工）

第三，金融巨頭等資本家一向反對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個人、工會則希望政府能夠保護他們的利益。但資本家有著強大的游說團隊，反而能夠干預政府做決策。就連一向行事風格乖張的特朗普，也敵不過資本家的游說，退出TPP一年后又直言想重新“入群”。

由此可見，面對金融資本的強硬抵觸，美國政府試圖實現“再工業化”難度較高，三位美國總統皆屢戰屢敗也就說得通了。

總體而言，“去工業化”也好，“再工業化”也好，工業發展有其自身規律，既是資本家逐利的產物，也是產業升級換代、勞動分工和全球化產物，西方工業化國家大多走過這一歷程。美國想要實現“再工業化”，大概率只能靠政府通過各種補貼、激勵、懲罰等非市場化手段進行干預，這或許在部分領域、產業有部分效果，但是恐怕難以扭轉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