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穩增長和防風險
當前貨幣政策面對的復雜性恐怕是不多見的。國內經濟的恢復雖然有進步，但仍處在比較困難的狀態之中，下行壓力依然不小。疫情反復影響消費，目前的消費增速仍低于疫情前水平。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大幅下行，8月已降為2.3%，為近20年來次低水平。尤其是房地產引發的負面影響比較大，時至今日房地產對GDP的影響依然占到30%左右。二季度GDP增速僅為0.4%，勉強為正。當前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宏觀經濟運行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因此，從國內需求角度看，貨幣政策需要寬松一些，即最好是通過各種政策工具和手段，加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
然而從國際角度看，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今年已連續加息5次，累計加息300bp，是十分激進的貨幣政策緊縮。過去美聯儲有過十幾次連續的加息，但每次加息的幅度比較小，大都是25bp，而現在是連續三次加息75bp，加息的坡度之陡為史上罕見。在較短時間內貨幣政策收緊力度如此之大，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力可以想象。全球六七十個主要經濟體相繼跟隨加息，國際資本大規模回流美元資產，美元指數創出近20年來新高。歐元、日元和一批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國際資本市場大幅振蕩。在這種情況下，國內貨幣政策最好的運行方向是跟隨著緊縮。但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局面下，緊縮貨幣政策顯然是不可能的。
綜合上述兩方面可見，當前國內和國際經濟運行所產生的對于貨幣政策的需求，不僅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對沖的力度還很大。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在實體經濟層面，有關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的呼聲時不時可以聽到；但另一方面，美聯儲加息，美元強勢后人民幣匯率遇到了很大的壓力，貶值速度加快。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似乎進入了一種左右為難境地，需要理清思路，審慎抉擇，精準施策。
從短期情勢看，美國的高通脹并未出現拐點，仍是高燒難退。美聯儲為了抑制通脹，年底前可能還會繼續加息兩到三次。這意味著全球貨幣政策收緊在第四季度恐怕是基本態勢，很難出現明顯逆轉。由于我國的利率水平還可能有所下降，至少不會上升，中美利息倒掛可能會進一步趨向嚴重；美元指數可能進一步走高或在高位波動，資本流出壓力會持續存在；出口受世界經濟增速下行的影響（尤其是歐洲經濟衰退的影響），增速大幅下滑可能性較大，而進口增速則可能會有所回升，貿易順差減少的壓力也會增大。雖然近二年來出口狀況持續超出市場預期，但目前已經感受到壓力的存在，因為世界經濟運行是“冷風不斷襲來”。通脹放緩以及未來美聯儲加息放緩，可能還需要時日，至少要到明年上半年，屆時全球緊縮的壓力才可能逐步的減輕。可見距離全球緊縮放緩，少則一個季度，多則兩個季度以上，因此當前貨幣政策面臨的環境和局面，可能在未來一個季度左右的時間內很難發生根本改變。
除了穩增長目標外，當前貨幣政策直面的現實問題是人民幣較大的貶值壓力。匯率問題通常是較為復雜的。從國際收支觀察，首先是經常賬戶視角；不僅要看到匯率貶值對出口會帶來的積極效益，同時要看到進口方面所帶來的消極效應，這是需要加以權衡的。我國是個制造出口大國，需要進口大量的初級產品，包括原料和燃料；本幣貶值導致生產成本上升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出口帶來壓力。再從資本和金融賬戶視角看，本幣貶值有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因為單位外幣所能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增加了；但卻不利于金融和資本流動，因為本幣貶值意味著本幣資產以外幣表現的價值的減少。因此有必要放到國際收支的框架中來看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影響。雖然貶值對經常賬戶的好處可能相對多一些，但對資本賬戶的負面效應可能更多一些。在這方面特別要關注匯率貶值和資本流出，以及市場在這方面的預期所產生的各方面共振效應。由于存在“羊群效應”和“蝴蝶效應”，在美聯儲加息階段經常可以看到在一些經濟體或地區甚至包括我國，也曾經出現過金融變量聯動風險。又由于“金融加速器效應”的存在，金融變量聯動風險往往會在金融市場掀起較大的風浪。在我國，比較典型的是2015-2016年出現的金融變量聯動風險，股市、債市、匯市的反復聯袂震蕩。
今年以來，在美聯儲快速大力度加息的沖擊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出現了這類風險，有的國家甚至“已經破產了”。國際經驗教訓值得高度關注。
雖然目前的情形和2015年、2016年不可簡單對比，中國經濟體的韌性也較強。但也要看到，伴隨近年來流動性寬裕，利率下行，今年以來人民幣出現了兩輪貶值、資本也有一定的流出壓力，資本市場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出現了持續的下挫。雖然這些問題在短期內同時出現未必是已經存在非常緊密的聯系，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利率、流動性與股市、匯率等各變量間的邏輯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對開放經濟體來說，匯率和資產價格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人民幣貶值對資本和金融賬戶會帶來負面影響和壓力，由此可能帶來的金融變量聯動風險是需要特別關注的。未來一段時間，尤其是在四季度，美聯儲將繼續加息，而世界經濟有可能明顯下行，尤其歐洲率先出現衰退的可能性比較大，全球金融市場甚至還在醞釀著危機。在各方風險襲來、壓力持續較大的狀態下，有必要關注上述因素間的關系可能會從非顯性走向顯性化，由不太密切的關系走向密切相關的關系；一旦條件成熟，則有可能形成非常密切的負相關影響。鑒于匯率對人民幣資產具有綜合性的內生性關聯影響，人民幣持續貶值可能會帶來金融變量聯動風險，從而可能進一步催生金融系統性風險。為此，防范和控制金融變量聯動風險應當是現階段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
在匯率波動、國際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要堅定的以我為主。以我為主最核心的含義就是穩增長要放在貨幣政策最為重要的位置上，要通過貨幣政策各種工具操作來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運行。從我國實際出發，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繼續實施逆周期調節和跨周期調節。而不是像其他國家一樣跟隨著美國加息，收緊相關政策。而且在一定的時間段內，保持這個政策基調不動搖。
未來一個階段，對貨幣政策來說同樣重要的是兼顧好內外平衡尤其是防控好金融風險，后者是貨幣政策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務。從穩增長的角度看，財政政策發力可以擔當推動經濟穩增長的主角，還可以采用其他的產業政策，比如房地產相關政策可以做相關調整。貨幣政策當然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配合財政政策等相關宏觀政策、產業政策來達到穩增長目標。但在維護內外平衡和防控金融變量聯動風險的問題上，恐怕貨幣政策是不可替代的主角，因為貨幣政策具有明確和直接的功能，而其他政策則不具備這樣的功能。貨幣政策需要兼顧多方面需求，運用相關的政策工具，包括總量工具、結構性工具和價格工具等來進行調節。當下，貨幣政策根據需要進行向松的調節，以更好的支持實體經濟。但要避免由于有些工具（特別是價格工具）的偏松運作，可能會帶來更大的貨幣貶值壓力。在此過程中，特別要注意防控金融變量聯動所形成的風險，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當這種風險明顯增大時，貨幣政策就必須盡全力避免風險的爆發。在此過程中，尤其要注意避免有關工具的使用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壓力；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下，防控金融風險則應該是貨幣政策的當務之急。
02
理性看待貨幣政策空間
未來貨幣政策在穩增長方向上的調節是有空間的，但有必要理性看待其調節的空間。
從總量工具看，貨幣政策需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短期資金利率水平維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上。未來總量工具操作空間依然不小，尤其是準備金存在進一步下調的空間。目前銀行體系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8.1%，過去低的時候曾在6%左右的水平，若有需要也可以更低一些。銀行業存貸款情況今年以來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雖然存貸比目前只是個監測指標，而存款準備金率是和銀行存貸比的狀況密切相關的。通常在存貸比快速上升的情況下，準備金率下調力度比較大且反應比較快。回顧最近兩三年的準備金率下調，都是在存貸比出現了快速上升，包括存量存貸比和增量存貸比同步上升的情況下發生的。但今年的情況有些不同，增量存貸比今年以來下降了四個百分點多些，存量存貸比也在下行，改變了最近幾年來增量和存量存貸比都大幅上升的狀況。這反映了銀行體系今年以來流動性比較寬裕，可用資金增長較快，其實質是實體經濟需求不足。正因為如此，才出現了一些大銀行也包括一些中小銀行近期都在推動其存款利率下降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短期內準備金率的下調就沒有必要，但如果經濟運行確實有很大困難，確實要進一步推動流動性更加寬裕和市場利率水平更低，做出相應調整也不是沒有可能。目前總的來說，總量工具應該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調整空間。
從結構性工具看，最近兩年來央行針對薄弱環節、重點領域推出了一系列再貸款再貼現工具，如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科技創新專項再貸款、普惠養老專項再貸款、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等，累計額度3.8萬億。今年年底到明年，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仍有一定的操作空間。具體而言，在包括支農、防疫、碳減排、交通運輸等等方面存在的困難也有可能做一些適當的支持，此外可能還會開拓一些新的領域，比如需求端、消費端等，總體看還是會有一定空間。針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針對過去政策沒有惠及到的領域，貨幣政策還可能會謹慎地推出結構性工具。但既然是結構性工具，而且已經推出了不少，短期內不大可能進一步大規模實施。
從價格工具看，利率下調在未來可能有空間，但空間并不大。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目前已經降到歷史最低水平，存款利率也已是歷史最低水平。短期市場利率已處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并沒有太多的進一步下調的空間。三季度DR007平均保持在1.52%較低水平。中美之間的國債利差已倒掛了6個月，目前十年期國債利率倒掛幅度已擴大至1.1個百分點，五年期的則為1.5%，且短期內仍有擴大趨勢。雖然短期內我國的利率水平不會有明顯的變化，但美國利率水平在四季度可能還會進一步上行，這樣中美利率倒掛幅度還會進一步擴大，甚至會延續一段時間。由此造成的投資收益差必然會對資本尤其是證券投資流出產生進一步的壓力，同時增大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從實際利率看，負利率已經運行了一個階段。目前CPI正在向上運行，明年CPI可能會超過通常政策目標3%的水平，負利率幅度可能還會進一步擴大，而輸入型通脹正在侵蝕我國。這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短期利率大幅下行會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約。只有長端的利率未來還可能有不大的調整空間。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嚴重失衡，產業鏈受阻，供給端持續趨弱，導致全球通脹大幅升高。而烏克蘭危機則加重了能源、原料和糧食等領域的供給不足，對全球通脹火上澆油。為抑制全球通脹持續高燒不退，美聯儲于2022年3月開始連續大幅加息，其力度為史上罕見，年內和明年初仍有可能進一步加息100至150個基點。受其影響，各主要經濟體跟隨大幅加息，全球利率水平遂大幅升高。在物價大幅上漲之下，全球生產和消費成本迅速上升，需求受到嚴重抑制；美聯儲大幅收緊貨幣政策，導致市場流動性大幅緊縮，融資成本迅速上升，部分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國際國內債務鏈緊繃，國際金融危機風險陰霾有所顯現，世界經濟增長持續下行，發達經濟體正在走向衰退。年初以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OECD分別多次下調全球GDP增速，同時下調了2023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面對2023年復雜嚴峻的世界經濟形勢以及可能出現的全球經濟衰退，我國貨幣政策應留下必要的向松調整的空間。美聯儲經過年初以來的加息和下一步可能追加的調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可能會達到4%-4.5%的水平，為2023年可能性很大的寬松調節準備了空間。我國貨幣政策主要的總量工具存款準備金率未來尚有一定向下調整的空間。由于國內穩增長的需要，我國利率近年來持續向下調整，未來進一步下調空間已經較為有限。跨周期調節是貨幣政策的重要功能。為有效應對下一階段可能出現的新的挑戰，短期內貨幣政策工具有必要未雨綢繆，保持基本穩定。
綜上，短期內貨幣政策有一定寬松操作空間，但空間相對有限。為了實現穩增長目標，貨幣政策仍要堅持“以我為主”，把穩增長放在政策目標的首位；同時也要堅定的做好內外平衡政策方面的安排和考量，最大限度的降低外部負面因素對國內經濟的沖擊，有效控制可能發生的金融變量聯動風險，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我不贊成市場上的一種看法，就是要給人民幣匯率以充足的彈性，我認為應提“合理的彈性”為好。人民幣出現持續大幅度貶值，對于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各方面，尤其是資本和金融賬戶等領域會帶來比較大的負面壓力，尤其是可能會形成金融變量聯動風險。合理的匯率彈性是需要的，但匯率的彈性并非是越大越好。匯率的彈性過大，出現超調，很有可能會破壞匯率市場預期的穩定性，尤其是形成不必要的貶值恐慌。所謂充足的彈性在政策上可能會淪為放任自流，對宏觀經濟的整體正常運行帶來傷害。作為匯率高度自由化的國度，在日元大幅貶值之下，近期日本也對外匯市場進行了罕見的干預，即是一項重要例證。一國貨幣政策相對寬松通常會對本國貨幣帶來一定的貶值壓力，這似乎應該是經濟學上的常識。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的多個美元加息周期都可以找到相關的實證。而近期美聯儲大力緊縮貨幣政策推動美元指數上揚和美元匯率走強，則是一個反向例證。因此，在2022年四季度和2023年初，為避免人民幣匯率出現更大幅度的貶值，并帶來金融風險和經濟下行壓力，貨幣政策需要保持穩健，不宜再向松方向進行不必要的調整。如果確有必要松動，也應十分審慎。在全球貨幣政策大幅緊縮的態勢下，我國貨幣政策進一步向松調整的邊際正向效應已經十分有限，因其進一步調整的空間很小，難以形成合理預期；而這種調整所帶來的邊際負效應卻在增大，對其可能帶來的風險不可掉以輕心。權衡利弊之下，短期內貨幣政策保持穩健基調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