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也就是WTO。

從那一刻起，中國真正融入了世界，中國的發展帶動了世界經濟共同進步，成為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

而在入世的過程中，中美談判無疑是最艱難的部分。

上個世紀90年代，蘇聯剛剛解體，美國還沒有完全從冷戰之中恢復過來。

由于長期的尖銳對立，導致兩個國家集團之間的科技、軍事、經濟、政治、外交等各領域幾乎都處于停擺、阻斷的局面。

冷戰雖然以美國的勝利而告終，但是在整個過程中，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經濟也普遍受到了影響。

隨著冷戰結束，美國精英階層意識到，經濟發展應該是接下來一段時間內的主要目標。因此，對本國經濟進行了一定的總結和梳理。

在這個過程中，精英階層認為，由于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之中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所以，美國應該保留金融產業和高科技產業。

除此之外的產業，特別是那些中低端加工業應該搬離美國。于是我們看到，美國開啟了浩浩蕩蕩的去產業化進程。

隨著制造業空心化不斷嚴重，日元、歐元相繼崛起，美國一邊面臨市場產品的短缺，另一邊也面臨著一定的貨幣和金融壓力。

當時，歐洲的制造能力正處于快速下滑階段，根本無力彌補美國市場的空洞。

在這種背景下，為了尋求在石油美元基礎上，讓貿易發揮對美元全球主要貨幣的支撐作用這一目標，美國看中了中國市場。

中國擁有的人口基礎、廉價勞動力以及初步的制造能力無疑可以幫助美國經濟重振，并為美元提供堅定的物質支撐。

同一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處于關鍵階段，因為國內物價水平與收入水平需要保持一致，而當時百姓的收入并不高，想要繼續擴大消費，以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基本上不太現實，或者說動力不足。

特別是當時，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并沒有隨著冷戰結束而消散，反而依然存在。

國內制造業一直處于低端處徘徊的狀態，即便在國際上有數額巨大、利潤空間較大的訂單，中國也無法通過外貿渠道獲得。

例如，當時的中國在紡織品出口領域不僅具有規模優勢，而且還具有價格、質量優勢。

但就是因為中國無法通過國際貿易組織的框架，簡化、便利地進行國際貿易，導致不僅訂單數量上不去，而且還沒有任何定價權。

在中美雙方都有意愿進行市場開放的情況下，美國一邊以希望中國加入到世界貿易組織中來為旗號，另一邊又希望在談判的過程中盡量榨干中國的利潤，讓自己賺得盆滿缽滿，這是導致中美談判久談不下的根本原因。

早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就想要獲得美國最惠國待遇，因為最惠國與非最惠國之間的關稅差距接近10倍。

但由于美方國會的阻撓，導致1996半年、1997年兩次談判都失敗了。

盡管中國在1998年向世貿組織提交了近6000個稅號的關稅減讓表，充分表達出自己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心，但由于美方的阻撓，進展很緩慢。

其實，在1986年的時候，中美雙方就已經就恢復中方世界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事進行了談判。

但由于當時美國對中國抱有很大的敵意，且美國認為自己并不需要中國市場，所以談判一度數次中斷。

艱難的談判終于在世紀之交獲得了突破，在時任國家總理朱镕基的決策下，美方終于同意了中國的入世要求。

而面對國會的阻撓，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展開了大量的游說工作，最終獲得了國會的批準。

當時，克林頓給出了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三個理由，這三個理由都是站在美國立場上，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而出發的，沒有任何一條是處于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考慮的，這也充分說明了克林頓其實并沒有安什么好心。

第一條，克林頓認為，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有利于打開中國的市場，讓美國的資本進入其中。

并且可以利用世貿規則和美國制定的金融規則，慢慢將美國的資本滲透到中國的各個領域，從客觀上可以起到控制中國經濟的作用。

第二條，克林頓認為，一旦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勢必美國可以在其他問題，特別是安全問題以及美國關心的系列國際問題上獲得中國的讓步，并在后續與中國的各項談判中占據有利地位。

一旦發現中國可能在外交等方面對美國國家利益有所“企圖”，就可以提前布局，以貿易牽動政治，以政治牽動外交，從而提前規劃，提防中國，確保美國在其他地區和事務中繼續處于絕對的領導地位。

第三條，克林頓認為，由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并定會遵循其中的各項規則，而美國一直在這一領域起到主導作用，所以客觀上，中國入世之后，就是要遵守美國在國際秩序和金融體系中制定的各項規則。

如果將中國納入到美國主導建立的戰后的國際秩序和金融、貿易體系之中，中國就不可能反對，或者說無力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

這個時候，再加之長期的利誘和引導，中國相會慢慢“西化”，成為對美國唯命是從的國家。

當時，美國國會的議員在聽取了克林頓的報告之后，思索了一段時間，他們認為一方面美國確實需要中國這樣的龐大市場，幫助美國恢復經濟、轉嫁通貨膨脹的風險。

另一方面，克林頓所說的也許未來能夠實現，就算只能實現其中一條，美國都不吃虧。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會最終才同意了中國入世的要求。

然而，我們看到，入世至今近21年的時間，中國不僅沒有變成美國希望的樣子，反而還借助世貿組織，借助國際規則，借助全球化，讓自己逐步轉型強大起來，成為了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的堅定力量。

克林頓當年所玩的三大陰謀，最終一個都沒有得逞，反而是現在的美國，內外交困，問題不斷，政府已經到了焦頭爛額的地步。

那么，中國到底是用了什么樣的方法來破解當年克林頓給我們設下的三大陷阱的呢？

眾所周知，中國這么多年以來，所采取的發展方式就是通過進入全球市場，擴大產品銷路，在輸出勞動力的同時，將先進的科技和管理制度引入到國內，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產業不斷轉型升級。

首先，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按照國際化標準打造自有企業，先是通過招商引資的方式讓國內企業看到國外企業成功的經驗和成長過程中的教訓，并為之所用，逐步打造了一批中國自己的標桿企業。

在他們的帶領下，中國一邊做市場，一邊做產品，全力融入全球產業鏈，讓美國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的同時，中國商品也更多地進入美國市場。

這樣一來，美國就沒有辦法在經濟上控制中國。

其次，中國在工業體系構建方面，下了大工夫。這個過程具體來看就是先引入技術和制度，并制定自己的標準，然后發揮社會主義體制優勢，讓產業獲得快速提升，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與此同時，人民幣開始走向國際化，其背后的支撐力來自于前者，即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制造業能力。這一點尤為重要。

我們都知道，美國一旦遭遇金融危機，就會通過加印美元、購買大量的他國產品，然后再發行美債的方式，將本國可能遭遇的通貨膨脹轉嫁到他國身上。

但是，這個操作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其在購買產品的過程中，始終占據主導優勢地位。

也就是說整個世界貿易要時刻處于買方市場模式，實在不行，美國可以快速找到替代品進口。

然而，由于中美貿易對于美方來說長期處于逆差，且中國制造的產品種類齊全，生產能力和價格在市場機制框架內一直處于優勢地位，所以，對于美國來說，想要另尋它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這一點在疫情背景下，尤為凸顯。

我們看到，隨著各國工業停工停產，中國制造成為了美國無可替代的選擇。

而因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取得了重要成績，結合美方濫發美元帶來的國際大宗產品價格上漲，多年來美國首次出現了輸入型通貨膨脹。

具體來講就是，美國本來想要轉嫁風險，但是，為了防止國內通脹進一步提高，必須要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平抑物價。

而中國出口企業將人民幣上漲成本、大宗商品上漲成本、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成本統統加入到產品價格之中，最終美國只能自己給自己的錯誤埋單。

最后，由于美國經濟出現嚴重倒退，所以美方政府就開始喊出了“美國優先”口號，希望“閉關鎖國”，用行政手段打壓別國企業，對別國進行經濟制裁，這一行動甚至在特朗普任期內，做到了無差別攻擊。

與此同時，為了對抗美國推行的逆全球化行動，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國家聯合起來，簽訂了一系列雙邊、多邊貿易協定。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貢獻了中國智慧和力量，例如：“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從這一點上看，中國不但沒有“西化”，而且還在帶領著新興國家對現有的不公平的國際秩序和規則進行調整，使之符合時代的主題以及各國發展的切實需求。

克林頓的三大陰謀，最終都被中國破解。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中國在經濟等各個領域取得了令世界各國公認的矚目成就，所以，在現代化發展模式方面，中國給出了一個全新的答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徹底打破了現代化模式中的“西方一元論”。

總之，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對于中國來說改革開放獲得了全新的動力，對于美國來說，穩固了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客觀上穩定了國內經濟形勢，而對于全球各國來說，也獲得了巨大利益。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于中國、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實現了多贏的良好局面。雖然克林頓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玩了三大陰謀，但是最終都被中國破解。歷史再一次用事實證明了一個道理：中美關系，合則兩利、斗則兩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