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曹然
6月23日以來，各國媒體和情報機構都試圖摸清俄羅斯私營軍事實體瓦格納組織“叛亂”的原因，但知情者甚少，愿意出面“解謎”的更少。
上期封面報道的采訪中，我先后接近了三位熟悉瓦格納的當事人。第一位是瓦格納領導者普里戈任的前助理，也是早些年國際媒體上關于瓦格納內部信息的主要報料人。他的出版人熱心幫忙聯系，但最終未能促成采訪。第二位因職務原因和瓦格納長期打交道，最初答應受訪，后來再無消息。
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最終愿意出來講述和瓦格納成員交往的，是在雇傭兵市場上與瓦格納“爭鋒相對”的另一家私營軍事實體的前高級成員。采訪中，他不斷批判雇傭兵模式，但仍處處流露出同行間的惺惺相惜。他說，雇傭兵都有宿命：“他們會背叛任何人，也會被任何人除掉。”
一些分析將“瓦格納問題”與沙俄以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政權使用雇傭兵的“文化”聯系在一起。事實上，熟悉雇傭兵歷史的從業者及專家都指出，這是中世紀以來整個歐洲常用的“代理人戰爭”模式。現代“綜合戰爭”中，“代理人戰爭”并未遠去，反而花樣翻新。
查查近年來人道法領域關于界定“國際性武裝沖突”和“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復雜博弈，就能發現，雇傭兵算不上“代理人戰爭”的高級模式。國際社會越追求和平、越關注人道規則的遵守，“代理人戰爭”就變得越“火熱”，因為這意味著國家實體可以規避自身責任，繞開國際監督和介入。此外，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交戰方需要遵守的人道法規則也少得多。“代理人戰爭”的存在，極大地阻撓了國際社會勸和促談的努力，也極大地提升了武裝沖突的殘酷性。
然而，“代理人”并不是木偶，其“代理”也潛藏著失控的可能。前述雇傭兵從業者說，遇到這種情況，“各國都不知道該怎么應對”。這讓我想到兩年前采訪阿富汗戰爭時，一位美國高級外交官抱怨收買來的民兵武裝不聽從自己的命令，甚至和塔利班早有私下合作。
類似的故事也在2014年頓巴斯戰爭后發生。在頓巴斯分離地區和烏克蘭控制區，雙方的民兵武裝各自發生激烈內斗，毒殺、槍殺、汽車爆炸事件層出不窮，明星工業區淪為山頭林立的內戰場。
正如我采訪的那位雇傭兵所言：“我唯一希望的是，其他大國記得這個教訓，不要再依賴雇傭兵打仗。”為無辜平民，也為自己。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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