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太地區，美國對雙邊同盟體系向來十分倚重，將其視為維持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基石。近年來，在強化雙邊同盟的基礎上，美國對通過多邊途徑參與亞太安全事務的興趣逐漸加大，不僅參與了“東盟地區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等多邊機制，還創設了“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太平洋地區防務首長會議”“太平洋陸軍參謀長會議”等多邊防務安全機制。今年6月4日，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防部長卡特更是提出建立一個“原則性安全網絡”的設想，試圖以此為抓手，塑造對己有利的地區安全秩序。

漸進的態度轉變——

從冷漠排斥到全面擁抱

受雙邊結盟行為定勢的長期影響，美國對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問題，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容忍、適應和接納的演變過程。在不同政府時期，甚至同一政府的不同階段，其態度和行為具有較為明顯的差異。

老布什執政時期，對各種多邊安全倡議持懷疑和反對態度。199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外長曾提出在亞太地區建立類似歐洲安全合作組織模式的多邊安全機制，老布什對此表現相當冷漠，而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則要求澳大利亞撤回該建議，以免“給美國造成麻煩”。不過，在老布什政府后期，美國對待亞太多邊安全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認為亞洲安全的維持越來越取決于一套靈活而特定的政治與防務互動，在外交實踐中也逐步接受和認可東盟等多邊機制。

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對亞太地區發展多邊安全持有濃厚的興趣，并積極支持各種多邊安全機制。1993年7月10日，克林頓在韓國國會發表演講，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的設想，其四大優先戰略之一即是“就共同的安全挑戰舉行新的地區對話”。1995年，時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在《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指出，“發展地區制度”是美國在東亞地區所要采取的安全戰略的三個核心要件之一。這一時期，美國不僅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等地區性多邊安全制度，還創設了不少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的多邊安全機制，如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三方協調監督小組、東北亞合作對話等。

小布什上臺后，其內閣成員大多是保守主義人士，偏好于通過單邊手段實現政策目標，更多地將多邊安全機制視為實現特定政策目標的工具，要求其“可以幫助管理當地危機”，且是“基于目標的”“愿意促進軍事力量的聯盟”。基于這種功利性立場，美國對待亞太多邊安全機制的態度不時自相矛盾，一方面，“唱衰”多邊機制作用，如認為東盟地區論壇“只是一個有限的論壇而已，在解決地區安全問題方面的能力不夠”;另一方面，也在利用東盟地區論壇、六方會談等機制表達自身立場，維護自身利益。

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全力推行多邊主義理念，強勢參與亞太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建設。自2011年11月10日，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演說，宣布美國將在戰略上“重返亞太”之后，奧巴馬政府在亞太地區安全事務中，實行了更趨務實靈活的多邊主義政策，特別是注重增強同盟國間的協調性、聯動性，努力使雙邊同盟向小多邊機制延伸，由此形成了以“美日+1”模式為代表的美日韓、美日澳與美日印三邊合作機制。日前，駐日美軍邀請英軍在沖繩基地的施瓦布軍營和漢森軍營參加訓練，日本內閣則以“《日美安全條約》中沒有被禁止”表明了同意的態度。

多元的戰略考量——

借力多邊機制 維護自身利益

長期以來，美國通過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泰國等國家締結雙邊軍事同盟，形成了以“軸輻體系”為顯著特征的亞太安全機制。一直對亞太雙邊防務安排青睞有加的美國，之所以強勢推進亞太多邊安全機制建設，并非是真心與地區國家和平共處，而是為了更好地掌握亞太地區安全事務的主導權，為維護自身霸權服務。

其一，為深度介入亞太提供機制支持。在美國看來，參加或主導多邊安全框架，可為美國深度介入亞太地區事務披上合法性、正義性的“外衣”，并利用多邊機制的“杠桿效應”來放大美國的影響力，為“重返亞太”尋找更多支點，進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維持霸權的成本。換言之，美國參加這樣的多邊機制，就是想將之打造成為美國插手地區事務、挑動地區國家矛盾、防范和遏制中國發展的工具。在南海仲裁案問題上，美國就多次教唆菲律賓等國，在東盟框架內發表不利于中國的言論，妄圖放大和激化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矛盾。

其二，借機增強“軸輻體系”的戰略活力。美國傳統亞太“軸輻體系”的典型特征是，美國與地區盟國之間保持單線聯系，盟國相互之間缺乏橫向安全合作。在日趨復雜多變的地區安全環境中，這種“軸輻體系”正日漸喪失活力。美國急需一種新的安全框架，推動亞太“軸輻體系”向多邊安全網絡轉變。2011年1月，日韓就簽署《相互軍需支援協定》達成共識，標志著日韓已初具軍事同盟雛形，東北亞形成了一個以美國為支點的不等邊安全戰略“小三角”。推進多邊安全機制建設，是美國盤點地區戰略資產、著力增強“軸輻體系”戰略活力的一招棋。

其三，調動盟友戰略資源彌補自身實力不足。美國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美國領導地位源于自身實力，但這并不意味美國能夠或應試圖掌控全世界正在演變事件的軌跡;盡管美國非常強大并將保持這種強大，但美國的資源和影響力并非無限。”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兩場地區戰爭和一場金融危機，戰略資源空前透支，權勢和威信受到沖擊，尤其是對亞太區域秩序的把控能力下降。通過推進多邊安全合作，可以更好地盤活美國與盟國及伙伴國的資源存量，進而最大限度節省在亞太維持霸權的成本。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即是美國在一再削減軍費預算的情況下，讓韓國政府拿國民的納稅錢替美國軍工企業“埋單”。

多重的制約因素——

面臨挑戰重重 前景有待觀察

在多邊主義旗號的掩護下，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步伐在加快，其地區存在感也在增強，但在亞太地區推進多邊安全機制建設，仍面臨諸多不確定和制約因素。

一是安全理念有悖各國需要。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日益深入人心。在亞太各國自主進行多邊安全設計的過程中，形成了典型的亞太安全理念和亞洲主義實踐形式。以東盟為代表的亞太國家強調安全合作的非正式性和協議的非約束性;以軍事互信為起點的上海合作組織，奉行“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成功探索出一條符合地域特點和成員國共同需要的安全合作之路，為維護地區戰略平衡、有效打擊“三股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安全制度設計上，迷戀集團政治和絕對軍事安全的美國，企圖將領袖欲望和冷戰思維印記強烈的北約經驗移植到亞太多邊安全機制建設中，其結果必然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水土不服，應者寥寥。“美國制造”印記濃重的各類多邊安全構想，恐怕難以博得亞太國家的青睞。

二是同盟內部關系矛盾重重。如果過分擺出“抽身”同盟姿態、追崇多邊主義，容易導致盟友產生“被拋棄”的錯覺，增加盟友的離心力。1991年，美國曾試圖將日本納入建設“太平洋共同體”的多邊構想，引起日本的強烈反彈。村山內閣出臺《樋口報告》，號稱尋求自主防衛方針，美國被迫發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重申“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國在亞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國必須時刻照顧盟友情緒，這勢必會對其多邊安全進程造成掣肘。另外，日韓是美國推進亞太多邊安全合作的戰略支點。但由于日本在歷史認識以及慰安婦等問題上的錯誤做法，日韓關系持續低迷。這也為美國實現多邊安全“藍圖”增加了未知之數。

三是聯合對華的號召力不足。當前亞太國家在中美之間謹慎地尋求平衡，它們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不可能都尾隨美國構建一個針對中國的多邊安全機制。今年2月舉行的美國-東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雖然美國再次炒作南海爭端，但由于老撾等國家反對，最終的會議聲明中并未出現“南海”和“中國”字眼。

制圖：胡亞軍

作者：趙世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