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書院鎮館之寶、岳麓書院文物

6月15日，于西北大學中華文化干部學院、陜西省干部教育培訓西北大學基地參加“汲取治國理政智慧、加強政德修養”研討班期間，前往眉縣橫渠書院接受現場教學，感而記之，并查閱有關資料，既為注釋說明之用，更為進一步學而思之。

張載（1020—1077），字子厚，其名字出自于“厚德載物”一句，人稱橫渠先生，是我國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關學”創始人。張載祠位于寶雞眉縣橫渠鄉橫渠村，又稱張子祠，為張載的講學之地。

千年古柏凌風寒，一代鴻儒氣向天。

橫渠又吟仰標桿，鐵肩擔道書新篇。

祠內“張載手植柏”，高9.3米，歷經近千年，枝干盤若蛟龍，直指天空。

“橫渠又吟”指吟詠“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意思是：為社會建立信仰體系，為民眾奠定命運根基，為前圣接繼思想學術，為萬世開拓太平事業。這四句話載于《張載集?張子語錄》中，是張載思想中最為后世稱道、影響最為深遠的學說，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高。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稱之為“橫渠四句”。馮友蘭先生曾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最后結語中對“橫渠四句”如是贊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年少護柩萬重山，“六有”“十戒” 立規范；

禮德兼修澤后世，一部鄉約一重天。

“年少護柩”：張載十五歲,其父病故于涪州(今四川涪陵)任上。當時年幼的張載與弟弟和母親一同護柩回開封歸葬，行至鳳翔郿縣（今陜西眉縣）橫渠時，因知道路途前方發生戰亂，加上路資不足，難以返鄉，最終將父親安葬于橫渠，全家人也到橫渠鎮南大振谷口居住，后來“橫渠先生”的名號，即來自于此。或為“宿命”，張載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辭官回鄉時歿于臨潼館舍，貧無以殮。在西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

“六有”是張載15歲時護柩回籍途中，在勉縣拜謁武侯祠后題言：“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意思是：說話應有教養，行動應有規矩。白天要有所作為，晚上應當靜思自己的心得。休息時必須保養身體與氣質，在瞬息之間也不能放心外馳，而要有收獲存養。后來，張載又提出了“十戒”：“戒逐淫朋隊伍；戒好鮮衣美食；戒馳馬試劍斗雞走狗；戒濫飲狂歌；戒早眠晏起；戒依父兄勢輕動打罵；戒喜行尖戳事；戒近昵婢子；戒氣質高傲不循足讓；戒多讒言習市語。”這十條戒規反映了張載及家族的一種文化信念，為張氏后裔子孫為人處世立下了規矩。

“禮德兼修”：張載學由禮論和德論構成。禮論，屬于張載學的“規范”。對于個體修養，他主張“知禮成性”“以禮成德”；對于教育內容，他主張“以禮為教”；對于社會風氣，他主張“用禮成俗”。《宋史》張載本傳以“尊禮貴德”評價張載之學。

“一部鄉約”即《呂氏鄉約》。熙寧九年(1076年)，號稱“藍田四呂”的呂大防和張載的學生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制訂和實施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成文“村規民約”——《呂氏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呂氏鄉約》充分體現了完善自我、服務社會、促進文明的精神，這是對張載的告慰，也是實踐關學“身體力行”良好作風的一個典范之作。明代著名教育家馮從吾曾贊揚道，自《呂氏鄉約》在關中推行以后，“關中風俗為之一變”，它對整個關中地區民俗的發展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明代思想家呂坤對《呂氏鄉約》做了進一步發展，他提出《鄉甲約》的突破，是把鄉約、保甲都納入到一個組織綜合治理，它對后世影響極大，為現代鄉村自治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仰學俯思守經年，學達性天自卓然。

民胞物與見情懷，不負黎民不愧天！

“仰學俯思”：據《宋史》載，歸鄉隱居的張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這期間，他一邊講學，一邊讀書寫作，寫下了大量著作，創立“關學”，其“民胞物與”的仁愛精神，“敬德愛民”的道德風范，“精思力踐”的學風，“大心體物”的氣度，“太虛即氣”的唯物宇宙觀，“一物兩體”的辯證思想，共同構建起“關學”思想的學術體系。“關學”和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朱熹的“閩學”，共同形成了宋朝理學的四大學派，人們稱為“濂、洛、關、閩”。明清之際的杰出思想家王夫之最推崇張載，他曾以“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圣人復起，未有能易焉”來評價張載的學說。

“學達性天”是清康熙皇帝為表彰書院對傳承理學，培養人才的貢獻，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御賜給岳麓書院等處的匾額。據《皇清文獻通考》卷七十三載：“（康熙）二十五年，頒發御書‘學達性天’四字匾額于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康熙皇帝御賜的“學達性天”牌匾，成為橫渠書院的鎮館之寶。“學達性天”的淵藪分為“學達”和“性天”。“學達”語出《論語》：“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學達”的含義就是“下學上達”。“性天”語出《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學達性天”主要是指通過教育達到“性”與“天”合。“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天人合一的理念高屋建瓴，認為天人之性是一體的，那才是人最深層次的本質。故而先哲們一再強調“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學達性天是千古學人孜孜以求的境界。“天道酬勤、天經地義、替天行道、天作之合、天從人愿”等詞語寄寓著天性與人性、天道與人道的統一。

“民胞物與”語出張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在《西銘》中寫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他認為，天地好比父母，一切人、一切物都是天地所生，一切人都是同胞兄弟，一切物都是同伴，應該愛一切人、愛一切物。這就叫做“民胞物與”，蘊含著建立在天人一體、萬物同根基礎上的博愛精神，這也是《西銘》的核心精神。2017年12月1日，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中國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開幕式，并發表題為《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講話。在主旨講話中，習近平主席指出：“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

橫渠四句字字真，尤是“為” 字值千金。

回看古今多少人，偽言虛行誤終身。

馮友蘭先生說：“這四句中的那四個‘為’字的主詞，可能是張載本人，也可能是哲學家，也可能是哲學。”竊以為，“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最根本的是要見之于行，做到有膽識，“敢為”；有本領，“能為”；有毅力，“勤為”；有智慧，“善為”；有成效，“有為”。

大儒四句勝千言，一語攝魂千古傳。

笑看誰人好空談，常把浮淺當經卷。

成敗興衰均有道，動非自外皆內造。

莫言貪亡因惑導，物腐蟲生把禍招。

張載的辯證思想體現為“一物兩體”的矛盾觀、“動非自外”的內因論、“變著化漸”的形式說三個方面。其中“動非自外”語出張載《正蒙·參兩》：“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圈轉之物，指日月大地等，認為日月大地等的運轉都有其內在的動力，非有外力的推動，強調事物運動由于內在原因決定的辯證法命題。

“物腐蟲生”比喻禍患的發生，總有內部的原因；也比喻本身有了弱點，別人才能乘機打擊。語出處《荀子·勸學》：“肉腐出蟲，魚枯生蠹。”宋·蘇軾《范增論》：“物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之。”事物興衰存亡，內因是決定性因素。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亦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腐敗分子缺乏嚴格自律和定力，常把走上不歸路歸因于外在“圍獵”，實為開脫之遁詞。

2019年6月15日感而記之，

6月16日學而注解，圖片均源于網絡。

（作者/崔利民 編輯/馬曉雪 責編/萬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