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后一個鏢師;中國最后的鏢師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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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前三年，1895年，30歲的湖南青年譚嗣同，和51歲的源順鏢局總鏢頭、大刀王五相遇了。

他們相遇在帝都，在北京。

此時，大清帝國剛剛在與日本的甲午戰爭中慘敗，帝國上下處處彌漫著悲痛求變的氣氛，30歲的譚嗣同，于是向京城聞名的總鏢頭大刀王五請教劍術以求搏擊圖強，出身武術之鄉河北滄州的王五，很欣賞這位年輕人，恰逢亂世，這兩位一南一北，卻又忠肝義膽、俠骨熱腸的英豪結成了忘年之交。

后來，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回憶譚嗣同與大刀王五的莫逆之交：

“王五為幽燕大俠，以保鏢為業。其勢力范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以除強扶弱為事。瀏陽（指譚嗣同）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strong>

三年后，1898年，百日維新的戊戌變法失敗，為了營救參與維新變法的譚嗣同，大刀王五冒著生命危險潛伏到譚嗣同家中，表示愿意護送譚嗣同逃出北京，但譚嗣同卻直接拒絕了，他說：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strong>

▲譚嗣同（1865-1898）

不久，拒絕逃亡的譚嗣同被捕，隨后與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等五人被斬于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譚嗣同被殺后，沒有人敢為他收尸，只有大刀王五哭著到了現場為他收尸，并將譚嗣同的遺骸護送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南瀏陽：

“譚嗣同之受刑也，人無敢問者。俠客伏尸大哭，滌其血殮之。道路目者，皆曰‘此參政劍師王五公也’?！?/strong>

再兩年后，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壯懷激烈、不甘屈服的大刀王五率領眾人奮起抗擊侵略者，最終被八國聯軍槍殺于北京前門。

中國最后的總鏢頭，死了。

他的人頭，被高高懸掛在北京的城門之上，沒有人敢為他收尸。聽聞消息后，出身鏢師家庭的大俠霍元甲火速從天津趕來，冒著生命危險將王五的人頭從城門上取下入殮。

在人命如草芥的時代，只有英雄才懂得彼此惺惺相惜，只有英雄，才愿意為理想和情懷、為他人赴湯蹈火。

▲大刀王五劇照

恰逢世紀之交，一個屬于中國鏢師的俠客時代，隨著大刀王五的死去，開始進入倒計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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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刀王五被殺的這一年，1900年，倉惶的慈禧則脅迫著光緒皇帝，在一眾鏢師的護衛下，一路西逃。

在八國聯軍的進攻下，狼狽的慈禧一直逃到了西安，才驚魂甫定下來。由于此前出逃倉促，加上擔心過于招搖會引來八國聯軍追擊，因此她甚至連護衛都沒有帶足，不得已要倚靠北京各個鏢局的鏢師一起協同護駕，才得以一路逃竄到了西安。

但慈禧轉身就過河拆橋，不得已之下，這些被遣散的“御鏢”分別在西安開了三個鏢局：永慶鏢局、宏泰鏢局和宏發鏢局。由于鐵路、航運、現代銀行業的興起，此時“硬鏢”（保送公家的公款和私人的貨款）業務已經日趨減少，不得已之下，這些由護送慈禧西逃的鏢師們所開的鏢局，到最后全部淪為要靠護送“軟鏢”（）過活。

在最后的英雄鏢師大刀王五被殺后，中國的鏢局和鏢師們，在生存壓力之下，逐漸蛻化成了精致的利益主義者。

但保護商的生意并不好做，隨著匪徒裝備的日益精良，遭遇“失鏢”的風險越來越大，到了1919年，無力應對民國亂世的西安三家鏢局全部關門停業。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

西安鏢局的停業，是中國鏢局逐漸進入末日的真實寫照。

而從乾隆年間（1736-1796），山西人張黑五在北京開設國內第一家鏢局開始，鏢局在中國從興起、鼎盛到衰落，不過短短一百多年時間。

早在明朝年間，各級軍事機構和官府為了護衛統帥和軍餉、糧銀的運送，開始設立護衛“標兵”，到了明朝中后期，隨著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美洲白銀開始大量涌入中國，明朝萬歷九年（1581），張居正在明朝境內大規模推廣用白銀征稅計算的“一條鞭法”，由此開啟了明清兩代“白銀帝國”的誕生。

隨著中國日益卷入全球商業網絡，大量中國絲綢、茶葉和瓷器紛紛出口西方，加上晚明時期國內商業貿易日趨繁榮，在內外雙重刺激下，傳統以布匹、銅錢，宋元時期甚至一度出現用紙幣交易的貨幣方式，到了明朝中后期，逐漸被以白銀和銅錢交易的方式取代。

本來，從宋朝時開始出現，到了元朝達到鼎盛的紙幣交易，是古代中華帝國進入現代貨幣交易的萌芽，然而由于兩宋、金朝和元朝大規模的濫發紙幣導致劇烈的通貨膨脹，到了1368年明朝建立后，紙幣交易基本停止。

與此同時，“白銀革命”帶來了商業大爆發，但隨之而來的煩惱就是，大量現銀的攜帶導致了運輸安全問題，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攔路，從明朝各級“標兵”逐漸演變而成的私人保鏢“標客”開始出現，在明末清初的亂世中，這些職業保鏢“標客”正在醞釀著巨變。

到了清代，隨著康雍乾盛世的到來，中國的商業貿易迅速發展，當時，隨著晉商、徽商、粵商等各路商幫的崛起，全國出現了四大區域市場，分別是“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而將生意甚至做到了俄國境內的晉商，對于白銀的運輸要求更是遠至中俄邊境，對于當時動輒成千上萬的銀錢交易，作為商業押運和保鏢公司角色的“標客”最終在乾隆時期出現。

乾隆時期，為了護衛晉商貿易，江湖人稱神拳的山西人張黑五，首先在北京開設了興隆鏢局，這也是目前可追溯的中國境內最早的鏢局，在清朝中期晉商經營的票號開始崛起后，這些早先稱為“標客”、“標行”的商業保鏢和保險機構，最終改成了由標志十八般武器的“金”，與標志票號的“票”兩個字相結合的“鏢客”、“鏢師”、“鏢行”。

名稱的改變，標志著武藝與金融結合的時代，到來了。

“鏢師”和“鏢行”，即將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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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晉商和國內商貿業的支持下，北京的鏢局率先進入了鼎盛時期。

從乾隆年間開始，北京逐漸出現了著名的“八大鏢局”，這就是：會友、永興、志成、正興、同興、義友、光興、萬通等八大鏢局，其中號稱京城第一鏢局的會友鏢局，其北京總行加上全國各地的分號一起，鏢師和廚役等人員竟然高達1000多人。

清朝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擅長三皇炮捶拳的河北人宋彥超進入作為清朝禁軍系列的“神機營”，離開神機營后，宋彥超在北京開設了會友鏢局，憑借著在軍隊系統的諸多關系，會友鏢局開啟了它歷時100多年的輝煌歷程，在巔峰時期，甚至連李鴻章的私家宅院都是由會友鏢局負責看管，而李鴻章更是會友鏢局的名譽股東。

有了軍隊以及后續的李鴻章等高層政治關系的庇護，會友鏢局在大清帝國內部迅速擴張。

▲會友鏢局舊照

在第二次戰爭（1856-1860）和天平天國之亂（1851-186.4）結束后，大清帝國內部的捻匪等大小動亂仍然不斷，而在人口大爆炸、清廷日益對民間失去控制力的背景下，民間的響馬、劫匪更是層出不窮，

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后來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胡林翼在從北京返回湖南的路途中，直接被強盜洗劫。道光二十七年（1847），廣東巡撫黃恩彤與順德縣令鹿鐘之等結伴同行，更是被劫匪搶去高達五十多萬金。

在朝廷大員都無力確保安全的情況下，民間商幫等各種商業貿易就更加缺乏保障，當時，山西蔚豐厚票號“起巨萬現銀回家，行至（北京）彰儀門，全行覆沒”，在天子腳下尚且如此，出了帝都安全就更加沒有保障，因此，晉商等商幫回憶起當時經常遭遇的局勢時說：“憶京津（山）東省一帶，失款之狀，更令人毛發森豎！”

在亂世和盜匪橫行的恫嚇下，中國的鏢行開始蓬勃興起，進入黃金時代。

當時，從北方的中俄邊境，到國內的北京、佛山、蘇州、漢口等商業重鎮，乃至遠涉外海的商船，都出現了鏢師的身影，在清末的上海洋行，每次遠航國外甚至都要聘請鏢師“以御盜賊”，有的大船甚至會延請戲劇演員登船獻唱，而鏢師甚至可以位列“首座”以示尊崇。

盡管必須以高強武藝護鏢，但對于鏢行和鏢師們來說，與盜匪直接開干并非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很多時候，鏢行和鏢師往往“以和為貴”，與盜匪存在某種形式的暗中聯結。

對于鏢局的生存法寶，《鏢局春秋》的作者古彧曾經總結為：“官府要有硬后臺，綠林要有硬關系，自身要有硬功夫”等三句真經。

當時，在北京等各地鏢行的負責人，都要在每年的某個固定時間，到自己鏢局經常走鏢的必經之路向各個盜匪們“拜山”請求“關照”，而盜匪們對于日常有“往來”的鏢局則大多要網開一面，否則動起手來也是各有損傷，作為一種利益共享，很多鏢局與走鏢路上的盜匪們，往往存在一種默契的合作關系，以此確保安全。

鏢師們回憶，一旦走鏢路上遇到荊棘攔道，通常就意味著碰上劫鏢的了，在此情況下，領頭的鏢師一般會先與盜匪談判說，“近來疏忽，忘了拜山，在下是某某鏢局，東家放一馬，日后定當登山拜謝”等等客套話，而盜匪一般也會量力而行或者給個面子，而不是像影視劇中演的一樣動不動大打出手。

晚清著名鏢師李堯臣曾經向弟子回憶說，“鏢行和賊打交道，先要講和氣，光憑武藝高強，想制服他們，那還是不行的……賊要是準你過去，他就高喊一聲‘合吾’。有時別的賊人趴在地上，遠遠的看不見，為首這個賊喊了一聲‘合吾’以后，就聽見遠遠的一聲接著一聲。遇見賊人硬要和鏢師比武較量分個勝負的，那就只好和他拼了。真的動手的情形，100次也未必有1次?？墒歉社S行的死在賊人手里的，也不在少數。”

由于鏢局與盜匪之間存在特殊的“妥協”關系，因此當盜匪來到鏢局所在地游玩或辦事時，一旦官府緝拿，鏢局通常也會保護盜匪，而鑒于鏢局普遍在官府有政治關系，部分大的鏢局例如會友鏢局等甚至有李鴻章等當朝紅人蔭護，因此假如盜匪進入鏢局尋求庇護時，官府一般也會網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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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亂世中夾縫求生的鏢局，即將迎來時代的大考。

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票莊在山西平遙正式成立，此后，中國各地票號遍地開花，在票號金融的影響下，清朝的現銀運輸量急劇減少，隨著主營業務的日漸喪失，加上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化，傳統的鏢局的業務，也開始從單一的銀錢運輸，轉變為多種業務兼容模式，這其中就包括幫一些有錢的客人充當人身保鏢，押送衣、物、首飾等各種業務。

在此情況下，進入晚清時期，鏢局逐漸形成了“信鏢、票鏢、銀鏢 、糧鏢、物鏢、人鏢”等六大鏢系和商業模式，而隨著晚清時期全國各地種植和貿易的大規模興起，許多鏢行甚至蛻變成為商人的保鏢，以防止有人煙土（），例如當時廣東潮州、嘉應府一帶的商人，經常往湖南邊界及廣西潯州、梧州等地販賣，他們經常都會雇請鏢師“重其酬謝”進行“保標”。

而在票號之外，現代銀行業的崛起，開始更加劇烈地沖擊鏢行的業務，第一次戰爭后，1845年，中國境內的第一家外國銀行英國麗如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行，隨后又進入廣州、上海等地開設分行；在英國麗如銀行的帶頭下，英國的麥加利銀行、匯豐銀行和有利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等紛紛進駐中國開展業務。

到了1897年，由盛宣懷主持創辦的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正式成立，1904年，中國銀行的前身大清銀行也成立了，如果說傳統票號不管如何演變，始終還需要短途運送現銀等保鏢業務的話，現代銀行業的崛起，則幾乎徹底斬斷了銀錢運送這條傳統鏢行的最重要業務。

鐵路的崛起，更是成為毀滅鏢行的重要一擊。

1876年，中國境內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上海至江灣段正式投入運營，此后，從北京到沈陽的京奉鐵路、從北京到武漢的京漢鐵路、從北京到河北張家口的京張鐵路等大動脈相繼通車，安全快捷的鐵路在晚清、民國初年的大規模修建通車，也使得護送速度慢、安全性能差的鏢行，甚至連銀錢護送以外的其他業務也干不下去了。

▲晚清鐵路的崛起，也對鏢局帶來了毀滅性的沖擊

在此情況下，從明朝中后期開始出現、清朝中期進入巔峰鼎盛時期的鏢行，在晚清現代銀行業和鐵路、輪船等交通工具飛速發展的情況下，主營業務逐漸喪失，生存空間也日益逼仄艱難。

與之相伴，盜匪們的武器裝備也在不斷進化，面對盜匪們不斷升級的洋槍等火器裝備，適應冷兵器時代作戰的鏢行和鏢師們，僅僅靠著拳腳功夫和舞槍弄棒，已經難以震懾晚清民國時期日益猖獗的盜匪。

對于這種時代劇烈演化的趨勢，晚清張家口的一位著名女鏢師鄧劍娥就感慨地說：“火器盛行，武技漸絀矣?！碑敵?，鄧劍娥的父親鄧魁在護鏢時被盜匪所殺，當時年僅14歲的鄧劍娥于是矢志不嫁，繼承父業承擔起了家族的鏢行，由于鄧劍娥武藝精湛，甚至能立在馬上“擊空中雕鶚，槍無虛發，皆貫其目，他無傷也”，因此盜賊們對于她護送的鏢，一般都會給個面子。

但面對洋槍等武器的盛行，鄧劍娥也感覺到了有心無力，她對母親說：“盜之器械皆視我為精，今惟以情誼名譽羈之耳。父果以何而殞命乎？生活之資今已粗具，不如改業之為愈也?！庇谑?，鄧劍娥最終放棄鏢行業務，改而在奉天（沈陽）西關外購置田產做起了地主，“閉門以居”。

在時代的大潮下，鏢局紛紛出現了倒閉潮，而在山西、陜西等各地鏢行的倒閉潮下，在最高峰時期一度擁有數十家鏢局的北京，更是淪落到最后只剩下會友鏢局一家在苦苦支撐，而會友鏢局之所以還能存在，也僅僅只是靠著為北京前門的珠寶店、古董行等各大商號充當警衛勉力維持，到了1921年，從最高峰時期1000多人銳減至僅有100多人的會友鏢局也難以支撐下去，最終宣告解散關閉。

而會友鏢局，正是中國最后的一家鏢局，它的解散，也宣布了興盛僅有一百多年時間的鏢行和鏢師職業的徹底消失。

在時代巨變的浪潮前，縱使武藝高強，也難以抗衡沒頂的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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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鏢局不復存在，但作為會友鏢局最后的鏢師，李堯臣也和其他鏢師一起，苦苦探尋生活的道路。

作為中國最后的鏢師，在會友鏢局解散后，武藝精湛的李堯臣則在北京開設了一個“武術茶社”，作為中國最大也是最后一個鏢局的名鏢師，李堯臣名聲響徹京城，當時，京劇武生宗匠楊小樓為演《安天會》（即《鬧天宮》），曾向他請教猴拳；京劇大師梅蘭芳為演《霸王別姬》，也向他學習劍術。

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而在源順鏢局總鏢頭大刀王五去世后，李堯臣，這位中國最后的鏢師，也用自己特創的“無極刀法”，為國人抗戰獻出了不朽功績。

1937年“七七事變”中，誓死保衛北平（北京）的29軍副軍長佟麟閣戰死，在日軍占領北平后，李堯臣像當初大刀王五冒死為譚嗣同收尸一樣，冒著生命危險隱藏了佟麟閣將軍的遺骸，此后，他隱姓埋名奔走于天津和北京之間，中間還一度被漢奸出賣被捕入獄。

1949年后，李堯臣擔任了全國武協委員，并曾多次應邀擔任武術比賽裁判長。那時候，北京城的市民們，還能經常看到這位武術名家手持龍頭拐杖、在天壇、中山公園等地指導青年人練武，有時候，老人家甚至會扔掉拐杖，以龍行、虎坐、蛇身、雕爪的獨特風貌示范練拳，每每遇到這一幸事，圍觀的人群總是爆發出如雷的掌聲。

▲李堯臣（1876-1973）

作為中國最后的鏢師，1973年，98歲高齡的李堯臣最終在北京去世，翩然帶走了一個屬于鏢師的俠義時代。

世間，再無鏢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