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關在日本什么位置—日本下關市屬于哪個縣

作者：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世界近現(xiàn)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楊棟梁

提 要：日本經(jīng)歷1853年“佩里叩關”事件后，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及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激化，德川幕府的獨裁統(tǒng)治發(fā)生動搖。天皇與尊王倒幕派地方強藩及下級武士相互利用、相互借力，推翻幕府，實現(xiàn)了“王政復古”。此后展開的“維新”經(jīng)歷了政府內(nèi)部近代派與守舊派以及近代派中漸進派與激進派的激烈斗爭，天皇的“裁斷”對于明治日本治國理政方針的選擇具有決定性意義?；蕶嗟膹捅?，結束了幕末日本分崩離析的社會狀態(tài)，而從物質(zhì)、精神和制度三個層面入手建構的近代皇權，則為國民統(tǒng)合提供了現(xiàn)實有效的軸心?？梢哉f，天皇是明治維新的最大贏家，皇權是日本走向近代的重要支撐點。

慶應三年(舊歷1867年)12月9日(西歷1868年1月3日)①，日本政壇發(fā)生“王政復古”政變，統(tǒng)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轟然垮臺，天皇“親政”的明治政府成立，日本開始步入近代的“維新”。一般說來，狹義的明治維新指“王政復古”，廣義的明治維新指1853年“佩里叩關”至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也稱《明治憲法》)的社會變動與制度轉(zhuǎn)型過程，而后者通常被視為明治維新研究的基本范疇。②

以“王政復古”為界，明治維新的歷史劇“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先后經(jīng)歷了“尊王攘夷、倒幕”和“維新”上下兩個半場。幕府和強藩作為上半場的主角，進入下半場后很快消失了身影；原本在上半場還只是配角的下級武士精英，在下半場卻大放異彩。相比之下，整場始終站在舞臺中央的主角唯有天皇。然而，以往的中外明治維新研究，卻不同程度地給人留下天皇被利用、只是一種被動存在的模糊印象，極端的看法甚至認為天皇不過是個“傀儡”。③顯然，闡明天皇及皇權在明治維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是深化明治維新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解析近代日本國家形成、屬性及其運行機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前提。

一、皇權的旁落

據(jù)中國正史記載，公元前1世紀漢武帝滅衛(wèi)氏朝鮮設漢四郡后，已知“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④公元5世紀倭五王統(tǒng)治時期，日本形成名為“大和”的統(tǒng)一國家，當時的“倭王”即后來所稱的天皇，⑤集政權和神權于一身的世襲天皇成為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至7世紀初，日本統(tǒng)治者已對外宣稱“日出處天子”⑥或“東天皇”⑦。公元8—12世紀，由于全盤引入中國唐代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日本古代天皇制國家的發(fā)展進入全盛期。

1182—1602年，日本處于鐮倉、室町幕府及織豐政權相繼掌權的武家時代，天皇和朝廷猶存，但已大權旁落。1598年豐臣秀吉死后，群雄爭霸再起，結果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關原決戰(zhàn)中率領東部聯(lián)軍打敗擁戴秀吉嗣子秀賴的西部聯(lián)軍，1603年受封“征夷大將軍”，在江戶開設幕府，開始在全國行使最高軍政統(tǒng)治權。

德川幕府是日本400余年來武家政治的集大成者，其獨裁統(tǒng)治的成立，一方面依靠本身擁有的強大經(jīng)濟和軍事實力⑧，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法度”強制的制度安排。1615年剿滅豐臣氏反抗勢力后迅即頒布的《武家諸法度》和《禁中及公家諸法度》，意味著幕府統(tǒng)治的制度框架已經(jīng)形成。

《武家諸法度》是一項規(guī)制地方政權行為規(guī)范的法律制度，共13條，主要內(nèi)容是：地方藩國須經(jīng)文備武，治不忘亂；參覲交替，服飾出行嚴守規(guī)定；厲行節(jié)約，不可群飲逸游；不可藏匿不法之徒；不可介入其他藩國事務；不得與其他藩國結盟或聯(lián)姻。此后，《武家諸法度》屢經(jīng)修改，1683年追加的一條規(guī)定是“萬事應江戶之法度”。⑨以效忠將軍、嚴守幕府“法度”為前提，藩國享有領內(nèi)司法、財政、農(nóng)業(yè)、軍事、教育等事務的自治權，藩主“在自己的藩國內(nèi)行使著類似將軍的權力”⑩，而“原則上太閣或?qū)④姴荒苤苯咏槿氪竺I地內(nèi)的大名與領民事務”(11)。由此，幕府與藩國相互認可權力和義務，形成了穩(wěn)定的幕藩統(tǒng)治體制。

與以往的武家政權一樣，出于降低統(tǒng)治成本的考慮，德川幕府保留了天皇及其小朝廷，天皇表面上依然高坐神壇并掌握包括冊封幕府將軍的封官敘位權力，實際上既不能干政，也不能對社會施加影響。幕府為天皇及其小朝廷量身定制的《禁中及公家諸法度》共17條，第1條即規(guī)定天皇日常生活的“本業(yè)”為“天子諸藝能之事，第一乃御學問，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有之也”。(12)其他條目則規(guī)定了皇族親王和朝廷大臣的位階、座次、禮服式樣，各級文武官員的任免資格和程序，以及其他下屬門人及僧官的任用、位次，朝廷官員的處罰等。除此之外，幕府于1600年關原之戰(zhàn)后便設立了京都所司代(幕府駐京都的代表)，1603年又在朝廷中設立了盟誓效忠幕府、朝廷之事無論大小均向幕府如實稟報并征詢意見的“武家傳奏”官，(13)將天皇為首的朝廷置于嚴密的監(jiān)控之下。

皇權旁落與幕府的專橫，可以從如下三起事件中窺知一斑。一是德川家康介入皇家事務。1598年8月，深得朝廷信賴的豐臣秀吉暴斃。10月，27歲的后陽成天皇以身體不佳為由，欲將皇位禪讓給皇弟智仁親王，前關白(14)九條兼孝等朝廷重臣持有異議，于是“垂詢”德川家康意見。當時家康已懷爭霸天下之心，遂以天皇正值當年且已立皇長子為儲之由，阻止了親豐臣氏的智仁親王繼位，由是開啟了“讓位、踐祚、立太子等朝廷大事舉凡咨詢幕府并待其奉答后決定之例”(15)。二是幕府直接干預朝廷內(nèi)部事務。1609年，朝廷官員與宮內(nèi)女官事發(fā)，后陽成天皇盛怒之下欲將涉事人犯統(tǒng)統(tǒng)處死，德川家康接受“垂詢”后，為彰顯幕府權威，竟將人犯一律流放了事，威嚴掃地的后陽成天皇“垂請”退位，而德川家康支吾搪塞，硬是拖了近兩年時間方才“允準”。(16)三是幕府“匡正”天皇“擅為”的紫衣事件。佛教傳入日本后，寺院成為不容小覷的社會勢力，而規(guī)定寺院級別及其僧侶等級的權力一直掌握在“太陽神之子”天皇的手里。為了掣肘天皇的神權壟斷，幕府于1613年頒布《敕許紫衣法度》，規(guī)定天皇敕許大德寺、妙心寺等八家寺院住持紫衣前須向幕府通報。1615年頒布的《禁中及公家諸法度》，再次規(guī)定禁止紫衣濫授。但是，朝廷為獲得寺院的財政支持，未向幕府通報便敕許了大德寺等寺院的十余位高僧紫色袈裟。1627年，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為了讓世人明白世俗權力高于神權，宣布1613年之后的敕許無效，隨后又將抵觸幕府決定的大德寺澤庵宗彭、玉室宗珀和妙心寺東源、單傳等高僧驅(qū)離寺院流放。面對專橫跋扈的幕府，不堪其辱的后水尾天皇除了以禪位宣泄不滿外，已然無計可施。(17)

這樣，表面看由天皇和朝廷為一方、以將軍和幕府為另一方構成的二元政治體制，實際運行常態(tài)卻是將軍獨大和皇權被架空。由于現(xiàn)實中朝廷和幕府間存在完全不對稱的實力差距，兩者的相互容忍和利用反而變得容易，這種狀態(tài)至少一直維持到19世紀中葉的日本開國。

二、倒幕與“奪玉”

德川幕府后期，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侵蝕和社會矛盾的積累，幕府的統(tǒng)治力趨于弱化，寬政、天保改革亦未能挽回頹勢。盡管如此，其維持統(tǒng)治的基礎尚存。然而，進入幕末后內(nèi)外形勢突變，1853年佩里叩關后，日本被動開國及對外簽署通商條約所引發(fā)的民族矛盾，與日益尖銳的社會內(nèi)部矛盾交織在一起，從根本上動搖了幕府的獨裁統(tǒng)治，也為皇權的復辟提供了歷史契機。

1858年，幕府遇到了開幕以來最棘手的兩大難題。一是膝下無子的將軍家定病入膏肓，確定繼承人迫在眉睫，但德川家族在推選繼承人時形成兩派意見，南紀州派支持血緣最近的12歲紀伊藩主德川慶福，一橋派力挺正值英年的一橋家主德川慶喜(其生父為水戶藩主德川齊昭)，兩派勢均力敵，且在朝廷公卿和地方強藩中各有支持者，將軍繼承人的指定陷入難產(chǎn)。二是美國于1854年與日本建交后，為了盡快打開日本市場，軟硬兼施逼迫日本簽署通商條約，到1857年末，日美間條約草案已擬就待簽。為了舒緩巨大的社會壓力，幕府的策略是先征求朝廷意見，待拿到天皇敕準的尚方寶劍后再履行簽約手續(xù)。幕府以為，一向唯幕府馬首是瞻的朝廷必然采取“鎖國開國任憑幕府適當處置”(18)的態(tài)度。但是翌年2月，當幕府老中(19)堀田正睦帶著厚禮趕赴京都面謁孝明天皇后，得到的敕諭卻是“亞墨利加國條約事關國家安危、人心歸向，當征求諸藩眾議”。(20)據(jù)史料記載，得知堀田進京奏請簽約后，朝廷內(nèi)群情激憤，巖倉具視等88位公卿反對，以致支持簽約的九條尚忠關白孤掌難鳴，孝明天皇的裁斷正是出于這一背景。(21)

面對兩大難題卻一籌莫展，暴露了堀田等當班老中的無能，幕府人事隨之發(fā)生變動。1858年4月彥根藩主井伊直弼出任“位在老中之上，得以政治專斷”(22)的幕府大老后鋌而走險，6月19日簽署《日美友好通商條約》，23日按照將軍家定意旨宣布德川家茂(即慶福)為將軍后嗣。

井伊的專斷激怒了朝野內(nèi)外的攘夷派和失勢的一橋派，兩派勢力一面聲討幕府“專橫”，一面云聚京都策動天皇逼迫幕府改弦更張。不過，在獲得幕府簽約的快報時，朝廷的最初反應是敕令德川氏御三家的紀州、尾張、水戶藩各派一家老(23)赴京議事。6月27日，情緒低落的孝明天皇甚至向九條尚忠關白發(fā)出內(nèi)敕，言稱幕府簽約“實為憂慮，嘆痛絕體絕命，悲嘆無限”，“墨夷使節(jié)乞求和親通商，表面述親睦之情，實含后年吞并之意”，既然微力不及圣德，無力阻止“關東”(江戶幕府)擅權簽約，莫如“讓位于英明之人”，可在有棲川等三位親王中擇一。(24)這件事因為九條等百般勸阻，天皇才最終作罷。

朝廷亂了陣腳，幕府也禍起蕭墻。7月5日，井伊大老嚴厲處分了“不時登城”(25)以抗議簽約的一橋派大名，勒令福井藩主松平慶永、尾張藩主德川慶恕、水戶藩主德川齊昭等閉門思過，一橋家主德川慶喜不得登城。

幕府內(nèi)訌讓朝廷看到了反擊機會。8月5日，孝明天皇敕令九條關白組織公卿評議幕府作為。8日，天皇以朝廷評議為基礎，史無前例地繞過幕府直接向水戶藩主發(fā)出“戊午密敕”。密敕首先斥責幕府“違敕簽約”并阻撓御三家家老進京議事，認為簽約“有傷皇國之大體”，導致了俄、英、法等列強競相效仿的惡果，“如此國家大事，關東專橫，何以不問而行之”；繼而表示危難之際當舉國同心，“公武合體”，“扶助德川御家整內(nèi)以不受外夷之辱”；最后敕令水戶藩向“列藩”傳達密敕，征求“公議”。(26)水戶藩主得此密敕如獲至寶，迅即抄送尾張、越前、薩摩、加賀、長門等13藩。由此，在天皇的幕后操縱下，各種尊王攘夷派勢力紛紛向京師集結，一個與幕府抗衡的松散聯(lián)盟開始若隱若現(xiàn)。有學者甚至就此認為：“日本政治開始出現(xiàn)自鐮倉幕府成立后真正意義上的‘兩級體制’，開始了‘王政復古’‘大政奉還’的政治過程?！?27)

面對朝廷的舉動，井伊采取了強硬反制措施。在他的指示下，1858年9月前往京師的老中間部詮勝，把朝廷要求的赴京疏辯變成了鎮(zhèn)壓朝廷尊攘派公卿的清君側(cè)行動，而幕府的全國范圍清剿尊攘派行動也同步展開。結果，朝廷右大臣鷹司輔熙、左大臣近衛(wèi)忠熙、青蓮院宮朝彥親王、內(nèi)大臣一條忠香等公卿受到辭職、出家、誡勉處分，幕府的老中太田資始以及本鄉(xiāng)泰固、土歧賴等一批高官被撤職，水戶、一橋、尾張、越前、土佐、佐倉、上田等藩主受到退位、禁閉、誡勉處分，水戶藩家老安島帶刀、藩士茅根伊予之介和鵜飼吉左衛(wèi)門以及越前藩士橋本左內(nèi)、長州藩士吉田松陰等被處死，薩摩藩士日下部裕之進等被流放。但是，井伊發(fā)動的這場“安政大獄”卻給幕府帶來失去民心的后果，其本人亦引來殺身之禍，于1860年3月24日被水戶藩等尊攘派武士刺死。

井伊死后，幕末政治進入“公武合體”(朝廷與幕府合作)、“公議政治”(強藩參政)時期。從1860年5月幕府奏請孝明天皇敕準皇妹和宮下嫁給將軍家茂起，緊張的朝幕關系開始緩和。進入1862年，孝明天皇在尊王攘夷派公卿和地方強藩的鼓動下，為重振皇權做了兩次大膽嘗試。6月，在薩摩藩主島津久光率領的千余藩兵護衛(wèi)下，天皇派出敕使大原重德到達江戶，下達了要求幕府改革幕政的諭旨，幕府奉旨為“安政大獄”受害者，并處罰了多名幕府官員。同時，按照朝廷的指定，任命一橋家主德川慶喜為將軍“后見職”(繼承人)、會津藩主松平慶永為幕府政事總裁。12月，在土佐藩主山內(nèi)豐范率領的藩兵護衛(wèi)下，天皇又派出敕使三條實美到達江戶，宣讀詔令，敦促幕府“攘夷”，同時通告朝廷將設置親兵。幕府不敢抗旨，承諾1863年5月10日頒布“攘夷令”。與此同時，天皇還在事先不通報幕府的前提下任免朝廷大臣，詔命幕府將軍和地方藩主進京議政，安排草莽志士長州藩久坂玄瑞和木戶孝允、土佐藩武市瑞山、福岡藩平野國臣、久留米藩真木和泉等“有才之人”到朝廷學習院供職。至此，《禁中及公家諸法度》形同虛設，天皇主政的態(tài)勢已然出現(xiàn)。

但是，朝廷強勢、幕府式微的局面并未持續(xù)多久。進入1863年，隨著“攘夷令”即將生效，全國攘夷事件頻發(fā)，5月長州藩與美國和法國的下關之戰(zhàn)、7月薩摩藩與英國的薩英戰(zhàn)爭均以失敗告終。攘夷不成，反倒搞得人心惶惶，局面失控，天皇心生悔意，幕府遂動用武力發(fā)動“8·18政變”，將三條實美等尊攘派公卿撤職，將一干尊攘派草莽志士逐出京都，從而控制了朝廷。孝明天皇也趕緊“洗白”自己，聲稱攘夷本非所愿，而是三條實美等公卿“矯枉朕命，輕率頒布攘夷之令”。(28)政變后，幕府維系了與朝廷及薩摩等強藩的合作。翌年7月，又在“禁門之變”中粉碎了久坂玄瑞、真木和泉率領長州藩武裝入京“奪玉”的行動計劃，年末還動員20余藩出兵征討“朝敵”長州藩，迫使長州藩認罪歸降。

“第一次征長”后，“攘夷”已不再是政治動員口號，政局開始朝著尊王存幕和尊王倒幕的兩個方向發(fā)展。幕府以外的各種政治勢力在尊王即大政歸還天皇的目標上高度一致，但在存幕還是倒幕上立場截然相反。于是天皇的重要性再次凸顯，誰都想控制和利用天皇，而天皇也在考慮如何借力發(fā)力。

1865年春，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等領導的草莽武裝發(fā)起長州內(nèi)戰(zhàn)，奪取長州藩領導權后，率先打出了“尊王倒幕”旗號。1866年春，經(jīng)土佐脫籍藩士坂本龍馬斡旋，下級武士首領木戶孝允和西鄉(xiāng)隆盛等，分別代表長州和薩摩簽訂“討幕密約”，建立了強強聯(lián)合的薩長倒幕軍事同盟，據(jù)此長州挫敗了同年6月幕府發(fā)動的“第二次征長”。進入1867年，隨著土佐、安藝等強藩加入倒幕同盟，幕府已無回天之力。10月14日，繼任將軍德川慶喜接受土佐藩主山內(nèi)容堂的建議，向15歲的明治天皇提出了“奉還大政”辭呈。幕府將軍和存幕派期待著天皇親政后，重組以卸任將軍為首輔、強藩藩主入閣的政府。

然而，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非如此。此時，倒幕派下級武士與朝廷倒幕派公卿已經(jīng)聯(lián)手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必欲置幕府于死地。就在將軍慶喜提出辭呈的同一天，在巖倉具視和大久保利通的策動下，天皇向薩摩和長州發(fā)出討幕密敕，詔曰：“源慶喜藉累世之威，恃闔族之強，妄賊害忠良，數(shù)棄絕王命，遂矯先帝之詔而不懼，擠萬民于溝壑而不顧，罪惡所致，神州將傾覆焉。朕今為民之父母，是賊而不討，何以上謝先帝之靈，下報萬民之深仇哉。此朕之憂憤所在，諒暗而不顧者萬不可已也。汝宜體朕之心，殄戮賊臣慶喜，以速奏回天之偉勛，而措生靈于山獄之安，此朕之愿，無敢或懈?！?29)顯然，天皇接到慶喜的辭呈時，倒幕的部署剛剛啟動，當務之急是穩(wěn)住幕府。15日，天皇敕準辭呈，同時敕令慶喜：“國家大事及外國事項眾議決定，執(zhí)掌諸侯稟奏及向諸侯發(fā)布命令等議奏、傳奏之權，其他厘革待諸侯會面議定，直轄地及江戶都城管理如舊?！?30)得此諭旨，慶喜心存僥幸，在二條城苦等朝廷最后處置意見近兩個月。在此期間，薩、長、藝等勤王武裝應詔進京，倒幕的部署已經(jīng)就緒。

12月9日，朝廷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天皇親政，組成由總裁、議定和參事三職構成的新政府。當晚，天皇親臨宮內(nèi)小御所舉行的首次政府會議，3名皇族、8名公卿、5名藩主和15名藩士出席會議。會上就將軍的處置問題爭論激烈，最后在公卿巖倉具視和藩士大久保利通的脅迫下，做出了幕府將軍必須“辭官納地”的決絕決定。

縱觀倒幕、王政復古的過程不難發(fā)現(xiàn)，井伊死后，幕府已告別獨斷專行的歷史，為了維持統(tǒng)治，不得不與朝廷和地方實力派合作；朝廷與地方強藩互相利用，為的是在權力重構中占據(jù)有利位置；下級武士等草莽志士的崛起，則構成了權力博弈的第四股勢力。于是，在這一“權威缺失”的“政治均勢”期，“奪玉”和“抱玉”(31)便成為博弈各方的制勝關鍵。倒幕派下級武士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就在于與倒幕派公卿聯(lián)手控制了天皇，使自己站在了法理和道義的制高點，進而“挾天子以令諸侯”，最大限度地爭取了倒幕力量。盡管如此，若由此導出“王政復古”過程中天皇只是被動存在的結論，也依然是片面和輕率的。孝明天皇的主動作為自不待言，即便是年幼的明治天皇，也無法回避選擇朝廷中倒幕派還是存幕派的問題，更何況朝廷中兩派勢力難分伯仲，選擇并非易事。可以說，在倒幕派與天皇之間，利用與被利用、借力與被借力是雙向互動的，因為天皇既是被“奪”和被“抱”的“玉”，也是自身發(fā)著光的“玉”。

三、維新與“圣裁”

倒幕的過程驚險萬狀，“維新”的道路同樣布滿荊棘。進入維新期，日本通過武力鎮(zhèn)壓佐幕勢力反抗、版籍奉還、廢藩置縣、廢除身份制、地稅改革、工業(yè)化政策、征兵制、義務教育、頒布憲法和修改不平等條約，廢除封建幕藩體制，實現(xiàn)中央集權，引入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翻天覆地的維新，并不是按照事先設計好的圖紙操作，而是在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中摸索前行的，在關乎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及其道路選擇的重要節(jié)點上，天皇發(fā)揮了無人可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這里不妨試舉兩例：

一是明治天皇在“明治六年政變”中的表現(xiàn)和作用。

隨著1871年廢藩置縣和天皇親政的中央集權體制建立，可以確認“王政復古”已經(jīng)實現(xiàn)，但要同時確認日本發(fā)生了“維新”抑或資產(chǎn)階級性質(zhì)的“革命”則為時尚早。正如同年底明治政府一份文件的自白，當時對“內(nèi)政如何改革，法律如何確定，政治上采取何種方略，外交上以何為準”(32)尚無清晰思路。因此，為“求知識于世界”，明治政府于1871年12月派出半數(shù)政府核心成員參加的巖倉使節(jié)團，對歐美各國進行了長達20多個月的考察。

巖倉使節(jié)團出訪期間，廢除士族俸祿和地稅改革等維新事業(yè)已經(jīng)啟動，但改革遇到士族階層的巨大阻力，留守政府內(nèi)部也存在嚴重分歧。1873年7月28日頒布《地稅改革法令》后，社會上反對之聲高漲，政府壓力驟然加大。政府參議西鄉(xiāng)隆盛認為，改革觸犯了士族利益，必須采取措施防止士族生亂，而最為現(xiàn)實的辦法便是禍水外引，目標則是朝鮮，理由是朝鮮自1869年以來拒收日本國書(33)屬“傲慢無禮”，1873年5月又在朝鮮草梁的倭館墻壁上張貼布告，侮辱日本“受制于人而不恥”，是“無法之國”。(34)8月16日，西鄉(xiāng)面見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力陳遣使朝鮮之必要，即“使節(jié)一到，彼必欲殺害使節(jié)，如是則可興問罪之師。察方今國內(nèi)形勢，發(fā)生內(nèi)亂征候已顯，故宜謀劃遠略，將其郁勃氣鋒移外，揚國威于海外”。(35)17日，政府會議決定采納西鄉(xiāng)建議并上奏天皇。但是，19日得到的敕諭是“差遣西鄉(xiāng)為使節(jié)赴朝鮮國之事，宜待巖倉歸朝熟議再奏”(36)，于是遣使朝鮮之事只好擱置。天皇此舉事出有因，他清楚已經(jīng)先期回國的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及大隈重信等朝廷重臣反對遣使朝鮮，等待巖倉發(fā)表意見也是真實想法。這表明，大事面前，20歲的睦仁天皇已顯持重。

9月13日，右大臣巖倉回國。10月14日，政府會議專題討論遣使朝鮮問題，除木戶因病缺席外，所有參議到會。會上爆發(fā)激烈的征韓論戰(zhàn)，西鄉(xiāng)隆盛、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力主遣使，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反對，主要理由是國家貧弱，應以內(nèi)治優(yōu)先，外征條件還不成熟，會議無果而終。15日會議繼續(xù)進行，西鄉(xiāng)故意缺席向會議施壓，兩派依然堅持各自主張，互不讓步，主持會議的三條擔心“若否定西鄉(xiāng)主張，彼必辭職，而隆盛的進退關系天下大事”，遂決定采納西鄉(xiāng)意見。于是大久保、木戶提出辭呈，巖倉告假不朝，三條太政大臣無力阻止政府分裂，于19日晨急火攻心不省人事。當日，天皇敕諭巖倉代理太政大臣主持政務。23日，巖倉上書，力陳反對遣使理由。24日，天皇準奏，詔曰：“朕自繼統(tǒng)始，欲體誓先帝遺旨，盡報國安民之責，賴眾庶同心協(xié)力，漸至全國一致之治體，故當整國政，養(yǎng)民力，以期成功于永遠。今嘉納具視之奏狀，汝宜奉承朕之意?！?37)天皇下旨，一言九鼎，征韓派無力回天，西鄉(xiāng)、板垣、副島、后藤、江藤等五位參議憤然辭職，陸軍少將桐野利秋等不少軍政官員亦辭職而去。為了穩(wěn)住形勢，25日，明治天皇在皇宮小御所親自召見11名近衛(wèi)兵將佐，29日又在小御所召見了140余名近衛(wèi)兵佐尉級軍官，當面做出“國事多難內(nèi)外不易形勢之際，朕深憂之，汝等宜體認朕意，更加努力盡職”(38)的訓示。

征韓論戰(zhàn)表面上是內(nèi)治和外征何者優(yōu)先之爭，實質(zhì)上則是要不要維新的保守派與近代派的治國方針路線之爭，結果將決定維新是半途而廢還是深入開展。從兩派力量對比看，毋寧說以西鄉(xiāng)為首的外征派占優(yōu)。當時西鄉(xiāng)身兼政府首席參議、陸軍大將、近衛(wèi)兵都督數(shù)職，在士族中的威望無出其右者，其征韓主張亦得到政府決策層半數(shù)成員的支持，可謂手握重兵、位高權重。正如三條所慮，否定他的主張要冒巨大風險，對此明治天皇也不會心中無數(shù)，卻做出了否定征韓的“圣裁”，并且從其“嘉納”巖倉奏折的語氣中也可以看出，其“圣裁”態(tài)度明確，沒有絲毫的勉強和猶豫。對此，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明治天皇不但具有獨立的理性判斷力，而且具有一代君主的魄力。正是因為天皇的支持，巖倉、大久保為首的內(nèi)治派才會擊敗征韓派，實現(xiàn)政府核心層的組織清洗，形成“巖倉—大久保體制”，進而全面推進足可稱之為“維新”的近代化改革。

二是明治天皇在“明治十四年政變”中的表現(xiàn)和作用。

進入19世紀80年代，疾風暴雨式的“維新”進入深化、整合期，政治、經(jīng)濟體制形塑及意識形態(tài)建構的任務緊迫。但是，大久保被暗殺后，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作為政府決策層的核心人物，政見分歧不小。前者被社會視為開明派，對自由民權運動持理解態(tài)度，身邊簇擁著農(nóng)商務卿河野敏謙、太政官大書記官矢野文雄等官員和福澤諭吉等學界翹楚；后者智高識廣，老成持重，身后有薩摩、長州系軍政官員支撐。二者的較量，確將影響國家走向。

1881年，由板垣退助等下野官員組織的自由民權運動已呈不可阻擋之勢，基于強制鎮(zhèn)壓會激生民變的教訓和對外彰顯文明國家形象的需要，制憲和開設國會開始被納入政府議程。但是，多數(shù)政府成員主張循序漸進，唯有大隈力主速行。3月，大隈在密奏中建議：“以宸裁制定憲法”“1882年末選舉議員，1883年初召開國會”“政黨官員入編”。(39)伊藤看到大隈密奏后怒不可遏，致函右大臣巖倉說，“熟讀大隈建議，實屬意外之激進論，然以博文魯鈍之輩，究難追隨驥尾”，“其大主張竟如此背馳，實不勝遺憾惶恐之至，數(shù)度思考，舍與閣下一同罷免該官外別無手段”。(40)恰在此時，福澤諭吉控制的《東京橫濱每日新聞》爆出一條政府丑聞：政府參議、薩摩藩出身的開拓使長官黑田清隆欲將政府投資1490萬日元的北海道國有資產(chǎn)，以38萬余日元、30年無息償還條件，出售給薩摩同鄉(xiāng)五代友厚經(jīng)營的關西貿(mào)易商會。消息即出，輿論嘩然，政府受到猛烈抨擊。由于政府參議會議討論此事時，明確反對者唯大隈一人，故伊藤等認定是大隈故意泄露消息，而這正是搞垮大隈的最好材料。于是，在大隈陪駕巡幸各地期間，伊藤在政府要員中秘密游說，特別是得到了巖倉支持，從而完成了推倒大隈的準備。

10月11日，伊藤等九名大臣面謁當日返京的天皇時，遞上1889年頒布憲法及翌年召開國會、罷免大隈職務的兩份奏章。12日，天皇一一“裁準”。據(jù)載，天皇再次以“嘉納”的口吻敕準了第一份奏折，但在裁準第二份奏折前，要求上奏者進一步說明理由，同時明示不是用“罷免”而是以大隈“請辭”的形式敕準。(41)

“明治十四年政變”是明治政府的又一次組織清洗，政變后以大隈為首的一批非薩長系政府官員聯(lián)袂下野，以伊藤博文為首的薩長系官僚控制了政府。然而，若由此得出日本進入“薩長藩閥統(tǒng)治時期”(42)的結論依然是不準確的，因為此次政變后，與其說天皇依然是寡頭統(tǒng)治的一員，毋寧說其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統(tǒng)治核心的位置。

四、國民統(tǒng)合與皇權

在決定民族盛衰的諸多因素中，國家統(tǒng)治力與民族向心力是正相關關系，二者統(tǒng)合程度越高，國家便越具凝聚力，反之亦然。德川幕府末期，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矛盾空前激化并相互纏繞，以至統(tǒng)治失控、人心思變、天下大亂，要把如此充滿利益沖突和思想撕裂的社會重新整合為高度認同的民族國家，并非易事。然而，歷史的發(fā)展進程表明，亂世葬送了幕府，卻迎來了“王政復古”，將軍權威泯滅，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強大的皇權。由此，國民統(tǒng)合又有了從道德規(guī)范到制度強制的聚合點和軸心，日本亦變成了對外“舉國一致”、看似鐵板一塊的近代民族國家。對此，美國學者戈登也指出：在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天皇制度成為一個有力之統(tǒng)合力量，影響力大得異常。它是國家、社會、個人等認同的共同起點?！?43)

中央集權制取代幕藩制以后的皇權建構，是從物質(zhì)、精神和制度三個層面入手，有計劃、人為地推進的。物質(zhì)層面的皇權建構，主要依據(jù)國庫撥款、皇室不動產(chǎn)及金融資產(chǎn)。國庫對皇室的撥款始于1869年成立專門負責皇室事務的宮內(nèi)省，1885年太政官制改行內(nèi)閣制后，宮內(nèi)省從內(nèi)閣中分離。從1886年起，正式規(guī)定皇室費從國家預算中撥付，且無須交送決算報告，當年劃撥的皇室費為250萬日元(占同年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4%)，之后逐年增加。如此龐大的國庫撥款，除了用于皇室日常開銷外，相當部分是以天皇的名義用于災害救濟和各種獎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以國民稅金來收買國民對天皇擁戴的手法。

皇室不動產(chǎn)原本規(guī)模不大，即除京都皇居外，至1872年僅持有土地1000町步(1町步約等于9917平方米，接近1公頃)。但是從1884年起，政府將大量山林地劃撥給皇室，至1890年，皇室所有的土地面積已達到365.45萬町步，其中耕地面積為1.02萬町步。(44)作為日本最大的寄生地主，皇室每年可從農(nóng)民佃租及山林伐木中獲得一筆不菲收入。再者，由于東京、京都等地的幕府宅產(chǎn)以及若干寺院資產(chǎn)被劃歸皇室，至1937年，皇室所有的建筑物總面積已達573萬平方米。(45)

皇室的金融資產(chǎn)更為可觀。據(jù)《皇室財政沿革記》記載，明治天皇繼位時，孝明天皇留下的遺產(chǎn)只有10萬日元，(46)但是明治天皇親政后，皇室金融資產(chǎn)劇增，其中相當部分來自政府贈予。1884—1887年，明治政府趕在憲政實施前，先后將500萬日元的日本銀行股份、100萬日元的橫濱正金銀行股份和260萬日元的日本郵船公司股份劃給皇室，結果到1889年頒布明治憲法時，皇室金融資產(chǎn)已達1000萬日元。(47)眾所周知，天皇還是侵略戰(zhàn)爭的最大受益者，甲午戰(zhàn)爭后，皇室從中國的戰(zhàn)爭賠款中獲得了整整2000萬日元。(48)作為最大的金融資本家，天皇不僅實力令財閥望其項背，而且也在向殖民地輸出資本。當日本為修建朝鮮京城至釜山鐵路募集股份投資時，天皇認購5000股，而三井、三菱、第一勸業(yè)等大財閥每家最多也不過認購了1000股。(49)

精神層面的皇權建構，主要是通過教育途徑實現(xiàn)的。19世紀70年代末，隨著明治初期大規(guī)模破舊立新的完成，維新進入政治上準備立憲、經(jīng)濟上建立市場體系(官辦企業(yè)處理及“松方財政”下的財政金融改革)、思想上正本清源的整合期。

思想整合是從中小學教育的糾偏入手的。1879年，由天皇侍補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學大旨》嚴厲批評了教育的過度歐化傾向，申明教學必須重視德育，而仁義忠孝是德育的核心，即“晚近專尚智識才藝，馳于文明開化之末，破品行、傷風敗俗者不少?！黄淞鞅自谟谝匀柿x忠孝為后，徒競洋風，將來恐不知君臣父子之大義，此非我邦教學之本意也。故自今以往，應基于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皆尚誠實品行”。(50)此后，德育的標準越來越高，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宣稱：“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闕美。此實乃我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爾臣民宜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yè)以啟發(fā)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有緩急，則義勇奉公，輔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則不獨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可彰顯爾祖先之遺風。”(51)這份敕語以儒家的政治為準繩，明確規(guī)定了“忠良臣民”的道德標準、“義勇奉公”精神和“輔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根本目的。在德富蘇峰看來，這種從幼年開始灌輸?shù)牡赖掠^，猶如“宗教之上的宗教，哲學之上的哲學，學問之上的學問”。(52)皇化教育在國民中的入腦入心，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奠定了近代天皇制的統(tǒng)治基礎。

但是，比之于普通國民的皇化教育，軍人的道德觀教育才是重中之重。幕府時代的皇權旁落在于丟掉了兵權，王政復古的實現(xiàn)在于借用了勤王武裝。重掌大權的天皇很清楚槍桿子的重要性，繼1873年實行征兵制建立屬于中央政府的“國軍”(53)，其后的目標便是通過皇化教育，把國軍變成效忠天皇、只聽命于天皇的“皇軍”。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諭》宣稱：“夫兵馬大權，由朕親統(tǒng)。所司之事委諸臣下，其大綱歸朕總攬，不可委之于臣下。斯旨篤傳于子孫，存天子握文武大權之義，勿蹈中世以降失體之覆輒，乃朕之所望也。朕乃汝等軍人之大元帥，故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頭首，其親殊深。”在闡明軍隊是天皇的軍隊的性質(zhì)后，敕諭又對軍人提出了“盡忠節(jié)”“正禮儀”“尚武勇”“重信義”“行質(zhì)樸”等五項具體要求。(54)毋庸諱言，就維護皇權的效果而言，這種軍人道德教育是成功的，因為其后日本雖然發(fā)生過“下克上”“清君側(cè)”的兵變，卻從未出現(xiàn)矛頭直指天皇的極端事態(tài)。

除此之外，明治初期天皇的巡幸，也是精神層面建構皇權的重要手段。據(jù)載，僅在1872年至1881年的十年間，天皇便有四次地方巡視。第一次是九州和本州關西地區(qū)，自1872年5月23日起巡視50天。第二次是東北地區(qū)，自1876年6月2日起巡視50天。第三次是關西地區(qū)，自1877年1月24日起巡視189天。第四次是北海道和東北地區(qū)，自1881年8月30日起巡視74天。四次巡視合計363天，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從地方政府、城市街道、農(nóng)漁村家庭、法院、監(jiān)獄、博物館、學校、神社、寺院、博覽會、農(nóng)場、牧場、漁場、港口、海上燈塔、海關、炮臺、造幣廠、礦山、造船廠、制絲廠、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廠、水產(chǎn)品加工廠、軍港、軍營、兵工廠、練兵場和軍事演習，一直到名勝古跡、公園及災害慰問，巡視的內(nèi)容不勝枚舉。通過巡視，走出深宮的天皇親自了解了國情和民情，而對于普通國民來說，久違的皇權已是近在身邊的真實存在，以致其對天皇和皇室產(chǎn)生了“發(fā)自內(nèi)心的崇敬和情感”。(55)

以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為標志，制度層面的皇權建構基本完成。同時，憲法的頒布也是近代日本國民統(tǒng)合過程基本完成的節(jié)點。

1881年大隈下野后，為緩解自由民權運動的壓力，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義發(fā)布《召開國會敕諭》，宣布1890年召開國會。翌年，伊藤博文辭掉現(xiàn)職赴歐洲考察憲法長達16個月，回國后主持了立憲準備工作。1889年2月11日，憲法頒布典禮在宮中舉行，東方的第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宣告誕生。

明治憲法堪稱近代民主的枝條與傳統(tǒng)專制的根干奇妙嫁接的產(chǎn)物。一方面，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權的建立，不只是形似近代西方的政治體制，而且含有國會協(xié)贊天皇立法及預算審議權、眾議院議員由國民公選產(chǎn)生、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及結社自由、天皇須按憲法規(guī)定行使統(tǒng)治權等實質(zhì)性內(nèi)容，應該說這是一種順應歷史潮流的進步。另一方面，正如憲法第一章的規(guī)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tǒng)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是國家元首總攬統(tǒng)治權”“天皇統(tǒng)率陸海軍”，天皇有裁準法律、制定官制、任免軍政官員、國會開閉會及解散、對外宣戰(zhàn)或媾和、大赦等權力。(56)不僅如此，除了輔助天皇處理國務的“三權”之外，還存在直接聽命于天皇而不受“三權”節(jié)制的軍部、樞密院、元老和宮內(nèi)省勢力?？梢哉f，近代國家中，像日本這樣以國家根本大法形式保證如此強大皇權的國度，很難找到第二例。

五、結語

縱觀明治維新的全過程，皇權的影響和作用如影相隨，可以說拋開皇權問題，明治維新研究將無法進行，對此學界恐無異議，問題在于如何評價皇權的作用。

在攘夷、倒幕過程中，天皇的號令具有最高權威性，但天皇之所以敢發(fā)出攘夷和倒幕的號令，不僅因為有朝廷內(nèi)外攘夷、倒幕派的壓力和支持，也有天皇自身的愿望和野心，故二者間不是單純的利用與被利用關系，而是相互利用和借力的關系。這種關系在幕府倒臺后的維新時期不但依然繼續(xù)，而且在天皇與維新功勛共同構建的寡頭統(tǒng)治中，天皇的地位和權力不是被削弱，而是通過欽定憲法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明治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敗，日本未出現(xiàn)像德川將軍那樣挾天子令諸侯的霸者，也是一個有力的佐證。從這一角度看，如果說天皇及少數(shù)從下級武士中脫穎而出的明治元勛是明治維新的勝者，那么世襲天皇顯然是勝者中的最大贏家。

用現(xiàn)代政治的價值標準來衡量，皇權當是落后于時代的代名詞。但是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皇權的復蘇或許是日本的幸運。在德川時期的二元政治體制下，蟄居的皇權只是一種記憶或符號，但在幕府統(tǒng)治崩潰、大亂呼喚大治的社會轉(zhuǎn)型期，皇權的復辟卻為分崩離析的日本提供了國民統(tǒng)合的支撐點。在這個有著千年封建統(tǒng)治歷史、神權意識濃厚的社會里，接受皇權不僅相對容易，而且降低了以其他方式實現(xiàn)轉(zhuǎn)型的成本。當然，近代日本天皇制的負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正如中國學者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由明治、大正和昭和等三個時期構成的日本近代是一個連續(xù)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如果人為割斷明治與后兩個時期的內(nèi)在邏輯演進關系，“不僅難以恰如其分地評價明治維新，也難以準確地理解近代日本所走過的道路”。(57)進入昭和時期，軍部之所以能夠打破近代天皇制下原本有限的憲政制度元素的約束，實行絕對天皇制下的軍部法西斯統(tǒng)治，并瘋狂對外侵略擴張，其禍根也是在明治時期埋下的。在這方面，近代日本的教訓同樣深刻。

注釋：

①1873年以前日本實行舊歷，本文直接表述而不做換算。

②中外學界關于明治維新起訖時間的看法不盡相同，參見伊文成、馬家俊主編：《明治維新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3—34頁。

③例如，美國的一些學者認為：“由于寡頭們想讓天皇做幕前傀儡，明治憲法并沒有規(guī)定專職君主制(盡管一些膚淺的憲法解讀認為是如此)?！薄爱斔麄?指明治元勛)相繼死去后，就將權力留在了一個傀儡天皇的手里?！眳⒁奐.馬克·拉姆塞耶、弗朗西斯·M.羅森布魯斯：《寡頭政治：帝國日本的制度選擇》，邱靜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頁。

④班固：《漢書·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322頁。

⑤日本學界認為倭王濟、興、武即第19代至第21代的允恭、安康和雄略天皇。參見：児玉幸多『天皇』、近藤出版社、1978年、17頁。

⑥魏征：《隋書·倭國傳》，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226頁。

⑦坂本太郎·家永三郎·貞·大野晉校注『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8日本書(下)』、巖波書店、1978年、193頁。

⑧幕府直轄領地的谷物收獲量約占全國產(chǎn)量的1/4，最大可動員兵力約8萬人，相對于其他當時稱為“國”的約260個地方自治政權，幕府擁有壓倒任何一“國”的絕對優(yōu)勢。

⑨新資料纂事務局『新史』、明治書院、1940年、255—257頁。

⑩威廉·G.比斯利：《明治維新》，張光、湯金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頁。

(11)石井寬治『日本済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53頁。

(12)新資料纂事務局『新史』、36頁、77頁。

(13)同上書，第251—252頁。

(14)“關白”，官職名，是輔佐天皇的朝廷首席大臣。

(15)新資料纂事務局『新史』、33頁。

(16)児玉幸多『天皇』、231頁。

(17)同上書，第232—233頁。

(18)坂田吉雄『明治新史』、未來社、1979年、101頁。

(19)“老中”，官職名，通常4—5人，是地位僅次于幕府將軍的分管幕政的官員，首席老中時稱“大老”。

(20)宮內(nèi)省先帝事跡取調(diào)掛『孝明天皇』巻77、宮內(nèi)省、1906年、9頁。

(21)坂田吉雄『明治新史』、101—102頁。

(22)小西四郎『日本全史8近代1』、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年、57頁。

(23)“家老”，官職名，是藩國中地位僅次于藩主的官員。

(24)宮內(nèi)省先帝事跡取調(diào)掛『孝明天皇』巻83、宮內(nèi)省、1981年、14—15頁。

(25)即不遵守幕府例行規(guī)定的時間登上江戶城。

(26)宮內(nèi)省先帝事跡取調(diào)掛『孝明天皇』巻85、1906年、5—10頁。

(27)馮瑋：《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365頁。

(28)新資料纂事務局『新史』、681頁。

(29)宮內(nèi)庁『明治天皇』第一、吉川弘文館、1968年、525頁。

(30)同上書，第529頁。

(31)遠山茂樹：《日本近現(xiàn)代史》第一卷，鄒有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9頁。

(32)大久保利謙『巖倉使節(jié)の研』、宗高書、1976年、161—162頁。

(33)日本在江戶時期和朝鮮有“通信”關系，其與朝鮮的外交聯(lián)系首先通過朝鮮東萊府，但東萊府認為明治后日本使者攜帶的國書中有“皇上”“奉敕”等違反慣例的用語，故拒絕簽收和上呈朝廷。

(34)宮內(nèi)庁『明治天皇』第三、吉川弘文館、1969年、117頁。

(35)同上書，第118頁。

(36)同上書，第119頁。

(37)同上書，第150頁。

(38)宮內(nèi)庁『明治天皇』第三、153頁。

(39)大久保利謙『巖倉使節(jié)の研』、161頁。

(40)同上書，第164頁。

(41)宮內(nèi)庁『明治天皇』第五、吉川弘文館、1971年、543—544頁。

(42)這是日本學界的主流看法。

(43)安德魯·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xiàn)代》，李朝津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3—84頁。

(44)石井寬治『日本済史』、170頁。

(45)児玉幸多『天皇』、315頁。

(46)轉(zhuǎn)引自：岡田章雄『日本歴史11明治の日本』、読売新聞社、1965年、63頁。

(47)黒田太久『天皇の財產(chǎn)』、三一書房、1966年、97頁。

(48)安藤良雄『日本近代済史要覧』、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68頁。

(49)石井寬治『日本済史』、269頁。

(50)宮原誠一『資料日本現(xiàn)代教育史4戦前』、三省堂、1974年、26頁。

(51)大久保利謙『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75年、425頁。

(52)德富蘇峰「大正青年と帝國の前途」、神島二郎『德富蘇峰集』、筑摩書、1978年、284頁。

(53)戸部良一『逆說の軍隊』、中央公論社、1989年、23頁。

(54)歴史學研會『日本史史料4近代』、巖波書店、1997年、191—192頁。

(55)江囗圭一『十五年戦爭小史』、青木書店、1991年、263頁。

(56)歴史學研會『日本史史料4近代』、209頁。

(57)崔世廣：《明治維新與近代日本》，《日本學刊》2018年第3期，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