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對公司的委托協議,公司對公司委托書格式范文

2012年12月26日，某銀行投行業務管理部、該銀行重慶分行與重慶某糧油公司簽訂BJSWZ20121221071號《委托債權投資協議》。協議約定：1.某銀行投行業務管理部委托該銀行重慶分行向重慶某糧油公司債權投資1.9億元；2.本協議項下的投資擔保由某銀行重慶分行或其分支機構和融資方另行簽訂。

同日，重慶某房地產公司（簡稱房產公司）、李某、鄭某分別與某銀行重慶分行簽訂BJSWZ20121221071-2號、BJSWZ20121221071-4號、 BJSWZ20121221071-5號《最高額保證合同》。合同約定：房產公司、李某、鄭某為重慶某某糧油公司（簡稱糧油公司）BJSWZ20121221071號《委托債權投資協議》項下債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徐某作為李某的配偶，在合同尾部聲明：基于該保證的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以夫妻共同財產予以清償。2012年12月27日，某銀行重慶分行與房產公司簽訂《重慶市房地產抵押合同》。合同約定：房產公司以其位于重慶市渝中區五一路2、6、8、10、12號（同屬八一路1、5、9號，民族路99號）帝都廣場平街二層商業1、5，平街五層建筑面積8632.47平方米的非住宅，為編號BJSWZ20121221071號《委托債權投資協議》項下糧油公司的債務提供抵押擔保，該項抵押于當日辦理了抵押登記。

2012年12月27日，某銀行重慶分行按約向糧油公司支付了1.9億元。糧油公司自2013年9月21日起拖欠利息，未歸還借款本金，各擔保人也未履行擔保義務。

2013年12月，重慶某某物資公司（簡稱物資公司）與某銀行投行業務管理部簽訂恒銀轉字（2013）1223-1號《委托債權受益權轉讓協議》。協議約定：某銀行投行業務管理部將對糧油公司的上述1.9億元貸款債權（包括主債權及擔保權利）轉讓給物資公司，轉讓對價為193534000元。物資公司向某銀行投行業務管理部支付了轉讓價款。債權轉讓后，某銀行投行業務管理部以公證的方式向糧油公司送達了《債權轉讓通知書》，以快遞的方式向房產公司、李某、徐某、鄭某郵寄了《債權轉讓通知書》。

物資公司受讓上述借款債權后，糧油公司未歸還借款本息，各擔保人也未履行擔保義務。

物資公司一審中訴請法院由糧油公司歸還借款本金1.9億及相應利息，物資公司對房產公司的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房產公司、李某、鄭某承擔連帶擔保責任，徐某以其與李某的夫妻共同財產承擔連帶擔保責任。一審法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判決，支持原告的前述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房產公司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駁回物資公司對房產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或發回重審。理由如下：一審中，房產公司向一審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房產公司于2016年6月1日收到一審法院寄送的駁回管轄權異議裁定，后房產公司以EMS（快遞單號1099640143513）的方式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管轄權異議的裁定上訴狀，郵戳日期為2016年6月9日。一審法院在管轄權異議裁定上訴未被處理的情況下即組織開庭審理，程序違法。本案爭議焦點在于一審法院關于管轄權異議的處理程序是否合法。

作為物資公司的代理律師，我們認為：

一審法院程序合法，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三百二十五條規定的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不應當發回重審。

一、上訴人未提起有效的管轄權異議裁定的上訴。

上訴人提供的證據并不能證明上訴人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本案管轄權異議裁定相關的上訴狀，亦不能證明掛號信內內品與文件名相一致。在被上訴人與上訴人以帝都廣場為抵押物的多起債權糾紛中，上訴人曾在2016渝高民初00046和2016渝高民初00048等多個案件中亦采用郵寄空的掛號信方式提起上訴，拖延判決的生效時間，干擾訴訟的正常進行。

二、一審法院盡到了合理審查的義務，不存在過錯。

上訴人收到管轄權異議裁定的時間是2016年6月1日，一審法院開庭審理的時間為2016年7月27日，時隔2個月之久，給上訴人保留了充足的提起管轄權異議的上訴時間。一審法院主審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已經向一審法院和重慶市高院核實過是否收到上訴人管轄權異議裁定的上訴，在確認未收到之后才開庭審理。因此，一審法院盡到了合理審查的義務，不存在過錯。

三、上訴人自身的原因導致了一審法院開庭前不知曉其對管轄權異議裁定提起了上訴。

上訴人明知其已對管轄權異議裁定提起上訴但在開庭前仍然未以當面、電話等及時且有效的方式向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提及此事，反而在2016年7月26日即開庭前一天以EMS的方式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關于【（2016）渝05民初213號】案2016年7月27日開庭不合法的情況報告》，考慮到投遞、送達、由收發室轉送主審法官等時間差因素，即使是在重慶市內一審法院亦不可能于開庭前收到該《情況報告》。上訴人前述不適當的做法才導致了一審法院在開庭前并不知曉上訴人對管轄權異議提起的訴訟。

四、一審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

即使確如上訴人所說，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郵寄了管轄權異議裁定上訴狀。根據《委托債權投資協議》中的約定管轄條款本案由受托人某銀行重慶分行住所地管轄，某銀行重慶分行住所地在重慶市渝中區，本案訴訟標的在3000萬以上3億以下，一審法院即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有管轄權。即使上訴人認為本案約定管轄不明，依據被告住所地原則，一審法院仍有管轄權。一審法院在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對管轄權異議裁定上訴未立案及未作出裁定的情況下進行開庭審理，雖然程序上存在瑕疵，但不影響上訴人的實體權利。若因此將本院發回重審，有可能浪費司法資源。

五、上訴人在收到一審法院2016年7月27日的開庭傳票后不到庭參加訴訟，視為其對訴訟權利的放棄。

上訴人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管轄權異議裁定上訴，明知從6月9日寄出至開庭前未收到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一審法院任何反饋，可以在開庭時當庭以此為由請求一審法院中止審理卻未到庭，亦未采用電話等其他除郵寄以外的任何方式通知一審法院管轄權異議的上訴事宜，應視為對管轄權異議相關訴訟權利的放棄。

六、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終450號民事判決書中就類似案件作出不屬于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維持原判的判決。

《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對管轄權異議未經審查開庭審理是否屬于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尚未作出明確規定。針對管轄權異議未經審查開庭審理案件是否屬于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終450號民事判決書主文載明，“1.因上訴人未按開庭傳票所載時間到庭參加訴訟，亦未以除郵寄材料以外的其他任何方式就其所提管轄權異議問題與一審法院取得聯系，共同導致一審法院在開庭前不知上訴人已對本案管轄權提出了異議，因而亦未對管轄權問題進行審查；2.一審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3.上訴人在收到一審法院開庭傳票后不到庭參加訴訟，系對其訴訟權利的放棄。”本案案情與最高院的前述案例極為相似，（2016）最高法民終450號判決書作為代理詞的附件提交給法庭，僅供法庭參考。

綜上，一審法院不存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及《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三百二十五條規定的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不應當發回重審。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17）渝民終201號判決書終認定本案不屬于《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及《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三百二十五條規定的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17）渝民終201號判決書中載明：

根據本院核實的情況，一審中，雖然房產公司以EMS郵政快遞的方式向本院郵寄了對管轄權異議裁定的上訴狀，但經本院核實，該份EMS郵政快遞郵局攬收的時間為2016年8月27日，本院收到的時間為2016年8月28日，已經超過了法律規定的上訴期間。因此，房產公司提出的一審法院管轄權異議的處理程序不合法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即使如房產公司所稱，其是于上訴期間內對駁回管轄權異議的裁定提起了上訴，因郵件流轉問題法院未及時收到上訴狀，根據本院原審被告的住所地、訴訟標的以及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的標準，一審法院對本案確有管轄權。一審法院繼續審理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二十五條規定的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本案的爭議焦點可細分為如下兩點：第一，本案中，房產公司是否在法定期限內針對管轄權異議裁定提起了上訴；第二，如果房產公司的確在法定期限內針對管轄權異議裁定提起了上訴，一審法院在管轄權異議裁定上訴未經處理的情況下即開庭審理是否屬于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應當發回重審的情形。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裁定的，有權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第八十二條規定，“期間以時、日、月、年計算，期間開始的時和日，不計算在期間內。期間不包括在途時間，訴訟文書在期滿前交郵的，不算過期”。本案中，房產公司收到管轄異議裁定的時間為2016年6月1日，房產公司應當在2016年6月11日（含當日）前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房產公司提交的EMS回單的郵戳時間為2016年6月9日，但法院核實郵局攬收的時間為2016年8月27日。在目前法律未對“交郵”作出進一步司法解釋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對EMS特快專遞“交郵”的時間認定通常有郵戳載明時間、電話查詢、網上查詢等方式。在郵戳載明時間與網上查詢時間相一致的情況下，郵戳載明時間可以認定為期間中“交郵”時間；但如本案中，郵戳載明時間與網上查詢時間或電話查詢時間不一致時，如何認定“交郵”時間則成為訴訟期間是否經過的關鍵。郵寄屬于當事人一方與郵局或第三方快遞公司之間的業務往來，郵局或第三方快遞公司對于當事人一方是何時交郵的事實較為清楚。因此司法實踐中出現此種情況時，管轄法院通常會向郵局或第三方快遞公司進行核實，并以核實調查結果為準，如（2008）淳民二初字第829號、（2017）皖01行終10號等。

即使認定房產公司在法定期限內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一審法院在管轄權異議裁定未經處理即開庭審理是否屬于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呢？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和《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三百二十五條規定了如下六種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一）原判決遺漏當事人；（二）違法缺席判決；（三）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四）應當回避的審判人員未回避的；（五）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的；（六）違法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的。從目前法律法規列舉的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來看，前述情形均有可能影響實體判決結果，并非是單獨存在的。具體到本案，管轄權異議裁定的上訴管轄法院與本案的二審法院均在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一審法院的確享有管轄權的，則無必要發回重審，否則有可能浪費司法資源。

律師在承辦訴訟業務時，應當十分關注訴訟程序中的期間問題，避免期間經過。在采用郵寄方式向法院等司法機構寄送訴訟文書時，第一，要注意在郵單頁寫明寄件人、收件人及內文件品名；第二，盡量在郵局以EMS方式寄送并要求加蓋郵戳，索要郵寄回執；第三，若以對方當事人期間經過為由抗辯，需提供跟蹤記錄查詢等相關證據，必要時可申請法院向郵局等第三方機構調查取證。

相關法律知識：

簽訂合同時要遵循什么原則

（一）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是指地位平等的合同當事人，在權利義務對等的基礎上，經充分協商達成一致，以實現互利互惠的經濟利益目的的原則。這一原則包括三方面內容：

1、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在法律上，合同當事人是平等主體，沒有高低、主從之分，不存在命令者與被命令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這意味著不論所有制性質，也不問單位大小和經濟實力的強弱，其地位都是平等的。

2、合同中的權利義務對等。所謂“對等”，是指享有權利，同時就應承擔義務，而且，彼此的權利、義務是相應的。這要求當事人所取得財產、勞務或工作成果與其履行的義務大體相當;要求一方不得無償占有另一方的財產，侵犯他人權益;要求禁止平調和無償調撥。

3、合同當事人必須就合同條款充分協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成立。

(二)自愿原則

自愿原則是民法典的重要基本原則，合同當事人通過協商，自愿決定和調整相互權利義務關系。自愿原則體現了民事活動的基本特征，是民事關系區別于行政法律關系、刑事法律關系的特有原則。民事活動除法律強制性的規定外，由當事人自愿約定。自愿原則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合同自愿原則就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自愿原則是貫徹合同活動的全過程的，包括：

1、訂不訂立合同自愿，當事人依自己意愿自主決定是否簽訂合同;

2、與誰訂合同自愿，在簽訂合同時，有權選擇對方當事人;

3、合同內容由當事人在不違法的情況下自愿約定;

4、在過程中，當事人可以協議補充、變更有關內容;

5、雙方也可以協議解除合同;第六，可以約定違約責任，在發生爭議時，當事人可以自愿選擇解決爭議的方式。總之，只要不違背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的規定，合同當事人有權自愿決定。

(三)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要求合同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要公平合理，要大體上平衡，強調一方給付與對方給付之間的等值性，合同上的負擔和風險的合理分配。具體包括：

1、在訂立合同時，要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不得濫用權利，不得欺詐，不得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

2、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風險的合理分配;

3、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違約責任。

公平原則作為民法典的基本原則，其意義和作用是：公平原則是社會公德的體現，符合商業道德的要求。將公平原則作為合同當事人的行為準則，可以防止當事人濫用權力，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

(四)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在訂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終止后的全過程中，都要誠實，講信用，相互協作。誠實信用原則具體包括：

1、在訂立合同時，不得有欺詐或其他違背誠實信用的行為;

2、在履行合同義務時，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及時通知、協助、提供必要的條件、防止損失擴大、保密等義務;

3、合同終止后，當事人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稱為后合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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