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的職責和權力—行政院是現在的什么部門

連載：《打入蔣介石侍從室》　作者：夏繼誠　著

今天60歲以下的讀者，對蔣介石侍從室的有關情況知之者恐怕不多，尤其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更不知這個“侍從室”為何物。甚至在今天的流行語匯中，“侍從”二字也幾乎聽不到了。這并不奇怪。因為以解放后的政治標準來衡量，“侍從”二字委實有著太濃的封建意味，因而在、人民政府以及解放軍的編制序列中，是決不會出現“侍從室”之類的單位的，而以辦公廳、辦公室取而代之了。

但是，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人們一談到“蔣介石侍從室”，當官的會肅然起敬，老百姓也會談虎色變。這是因為，蔣介石侍從室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政治中心，是所有黨政軍機關都要俯首聽命的“太上皇”，是政權中所有權貴顯要都伸長脖子注目仰視的“圣殿”，是影響整個華夏大地歷史進程的許多重大事件的策劃之地。難怪當時飛揚跋扈、誰也不放在眼里的大特務頭子戴笠，對侍從室里的人也不得不低聲下氣大拍馬屁了。

侍從室為什么會有這樣大的能量，能起這樣大的作用？說穿了，唯一的原因是它服務的對象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最大的獨裁者——蔣介石。

中國曾把蔣介石稱之為“”，這是很有道理的。獨夫者，獨裁者是也。獨裁，簡而言之就是一個人說了算，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用一句時下流行的話說，就是蔣介石的統治沒有多少“透明度”。正因為如此，有關其侍從室的一切，就籠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深不可測。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直到今天有關它的內幕仍有許多不解之謎。

近年來，筆者曾對蔣介石侍從室的資料有所搜集。在對段伯宇、段仲宇兩位老前輩的采訪中，更是反復打聽，尋根究底，以求了解其內幕。

“侍從”二字，舊指隨侍皇帝或官員的人。追根溯源，早在漢朝就有了侍從官。《漢書·嚴助傳》中說：“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霍皇后傳》中也說：“皇后輿駕，侍從甚盛。”到了宋代，稱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顧問。后來，又稱在京職事官自六部尚書、侍郎、學士到兩制等統為侍從，所指的范圍就比較廣了。

蔣介石是個封建思想極濃的人，崇尚皇權，從小就夢想當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他在1926年當上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總司令以后，身邊就有了侍從副官，還設置了一個侍從室。后來官居憲兵總司令的張鎮，1927年從蘇聯回國后就當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侍從副官。還有那個后來官居國防部新聞局局長的鄧文儀，1928年就當上了蔣總司令的侍從室少將參謀。

1932年3月6日，四屆二中全會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個軍事委員會亦即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從此，蔣介石就以“蔣委員長”的頭銜而主宰中國。直到1948年4月19日當選為“總統”，“委員長”的頭銜一直掛了16年。至于“蔣主席”這個頭銜，是因他從1928年10月至1931年12月當了3年多國民政府主席，以及林森死后從1943年8月至1948年4月又當了近5年的國民政府主席。故而他的侍從室正式名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和“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

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蔣介石于1932年6月調集6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紅軍進行了大規模的反革命“圍剿”。為了便于就近指揮，在南昌設立了“委員長南昌行營”，并在行營編制內設置了一個侍從室。調行營第一廳中將副廳長晏道剛任侍從室主任。晏道剛也是個久歷戎行的高級軍官，當過唐生智的第八軍參謀長、第四方面軍參謀長。他當上侍從室主任后，在蔣介石身邊參贊軍機，深受信用，權傾一時。那時候誰也不會想到，15年以后他會在武漢解放前夕秘密接受的策反，毅然轉向人民，為人民解放軍順利渡江和武漢三鎮的解放盡一臂之力。當然這是后話。

1936年1月，蔣介石對侍從室進行了重大改組，成立了侍從室第一處和第二處，簡稱“侍一處”、“侍二處”。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處”。這三個處都直屬蔣介石個人領導，都是“通天”的。而這三個處的主任，都是的軍政大員，非同凡響。例如當過侍一處主任的張治中，曾經當過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將加上將銜(這是軍銜的一個階級，低于二級上將，高于中將)。難怪他就任之后，通電各戰區司令長官，鄭重其事地宣告：“委座看重侍從室，特派張治中為主任。”

此外，擔任過侍一處主任的還有錢大鈞、林蔚、賀耀祖等，都是政權的風云人物。

侍二處主任陳布雷，被稱為蔣介石的“文膽”。早在1927年，他就當上了中央黨部書記長，正式進入決策中心。后來又兼任過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中央執行委員。對他這個侍二處主任，連孔祥熙這樣的皇親國戚都不敢怠慢，常常對人宣揚說：“你曉得委員長名字底下，還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這位掌管財政大權的“財神爺”，見了蔣介石署名的電報后，還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見到陳布雷的“侍秘二”，就立刻付錢，不敢稍有得罪。

還有一個侍三處，主任是陳果夫。“蔣家天下陳家黨”。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掌管著的黨權，是臭名昭著的C．C．派首領。陳果夫曾任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與此同時，他還兼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三處主任。

讀者看到這里就不難明白，侍從室三個處的主任既然都是這樣顯赫的大人物，還有誰能夠凌駕于他們之上當侍從室總的頭領呢？

還有,三人之間還可以互相制約，亦便于蔣介石的駕馭。看來蔣介石是深諳用人之“術”的。

政府的組織機構相當龐大。它模仿的是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權結構形式，設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還有內政、外交等十幾個部及軍事委員會、建設委員會、蒙藏委員會、勞工委員會等若干委員會。查一下它的編制表就會發現，侍從室只不過是軍事委員會下屬的一個辦事機構。它起的作用也無非是蔣介石個人辦公室的作用，如此而已。

但是，蔣介石“玩”政治的手腕與一般人不同，用陳布雷的話來說，此人“處理國事如同處理家事，事事要親自處理”。他是一個嗜權如命的人，大小權力都要一把抓。他又是一個領袖欲極強的人，一個喜歡獨斷專行的人。他曾多次說：“我的決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討論。”蔣介石這種搞政治的作風，他的這種獨裁統治方式，很需要在身邊有一個機構為他辦事，為他出謀劃策，為他控制人事，為他收集國內外的各種情報，還要為他提供萬無一失的安全警衛保障……在這樣的背景下，侍從室這個本來意義上的一般單位，就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單位。可以說，侍從室是那個時期畸形的中國政治的“衍生物”。

有人打比方說，侍從室有點像清朝的“軍機處”。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為了對西北用兵，成立了“軍機房”，為他辦理和參贊軍機。雍正十年改稱“辦理軍機處”。這個機構是輔佐皇帝處理軍國要務、用面奉“諭旨”的名義對各部門和各地負責官員發布命令的。蔣介石侍從室和軍機房確實有某些相似之處。侍從室每天將各院、部、委、局(如軍統局、中統局)呈送蔣“皇上”的報告、文件等等，提出擬辦意見，直接呈送蔣介石。蔣介石批閱后，由侍從室再將這些報告、文件轉至各承辦單位。報告、文件，侍從室呈送還是壓下不呈送，先呈送還是后呈送，呈送時的擬辦意見是什么，這些別以為是小事一樁，無關緊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會決定一個單位或一個人的進退榮辱、生死存亡。

統局長戴笠是蔣介石最寵信的大紅人之一。蔣的許多見不得人的私事也是交戴笠承辦的。但就是這個戴笠，對侍從室里的職位也是垂涎三尺，削尖腦袋想往侍從室里鉆，力圖從中撈個組長副組長當當。因為戴笠知道侍從室對軍統局和他本人的影響實在太大了。1939年初，蔣介石決定將侍一處和侍二處中搞情報的業務合并起來，單獨成立一個第六組，亦即情報組。戴笠得到這個消息后，想方設法要把這個職位拿到手。為此他到處托人情，找關系，還找到蔣的“國舅”宋子文，要宋出馬去向蔣說項。但蔣還是沒有讓戴笠當這個組長，而讓另一心腹唐縱擔任此職。

戴笠沒能當上組長，遂千方百計拉攏、討好唐縱。在一次軍統局局務會議上，戴笠強調說：唐縱當了第六組組長后，就成了軍統局的“頂頭上司”，對唐要特別尊重。戴笠還指示管生活的人每月登門看望唐縱一次，主動向其送錢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節，就送給唐縱2萬元，春節時又送唐過年費10萬元。而唐縱少將當時的月薪只有480元。由此可見，為了拉攏和賄賂侍從室的一位組長，目中無人的戴笠也甘愿下這樣大的賭注。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唐縱受禮后，當然心中有數，對軍統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幫忙。有時幾個單位同時向蔣介石呈送報告，唐縱就把軍統局的報告率先呈送，再將別的單位的報告壓個一天半天。這樣的“小動作”誰也察覺不出來，當然也不會提出什么意見，在唐縱來說更不費吹灰之力，但對軍統局來說就功德無量了。侍從室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的特務機構除“軍統”外，還有“中統”。中統的全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最初稱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后改調查處)。眾所周知，中統特務組織的最大頭目是陳果夫和陳立夫，手下的得力干將和具體負責人是徐恩曾，官階是中統局中將局長。但是，蔣介石對中統也不大放心，而要由侍從室去控制和監督它。1942年3月26日，蔣介石對侍六組組長唐縱當面下達指示說：“對兩個調查統計局(筆者注：指中統和軍統)工作要調整，對兩統局工作人員要考核，每日要前往兩局視察，協助指導，并接見其工作人員。兩局人事必須由侍從室第六組處理。”

1944年1月7日，蔣介石又向侍二處主任陳布雷下達了一道手諭，其要點是要侍從室研究并設計建立一個對黨政軍各機關進行監督和控制的監察網，以加強對特務、緝私機構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兩局(中統、軍統)、憲兵司令部的監察。

一貫標榜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行政五院各司其職。其實這是表面現象，是做做樣子給老百姓看的，骨子里仍然是蔣介石一個人說了算。為此，蔣當然要通過侍從室來指揮五院。1943年3月8日，蔣介石親自召集侍從室各處主任和各主要組組長開會，下達“圣旨”說：“侍從室務須設法推進各部院的工作。”一言九鼎，侍從室凌駕于各院、部之上的地位，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凡此種種，都引起蔣政權各部門的不滿，許多高層人士也對此深為反感。難怪頭面人物何應欽憤慨地指責侍從室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但天子畢竟是天子。蔣委員長也罷，蔣主席也罷，蔣總統也罷，頭銜可以不斷翻新，獨裁者的本質始終未變。侍從室有了蔣介石做靠山，還有誰能奈其何呢!

　孫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蔣介石當然深諳此中道理。為此，他把及時了解和掌握國內外、黨內外、軍隊內外的各種情報，作為頭等大事予以關注。特別需要提醒讀者的是，蔣介石的統治又是特務統治，因此搞情報就更為重要了。

蔣介石曾明確規定：侍從室第六組(情報組)每天必須向他呈報軍事、政治情報各十份。為了盡快看到最新情報，蔣介石還親自下令：六組的情報可以越級呈送，不經過侍從室一處和二處，直接呈報給蔣本人。蔣特別要求六組提供的情報。例如1946年1月30日蔣指示：必須派人潛伏在內部，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內線；今后應講求謠言攻勢，謀略工作亦十分重要。再如1943年8月17日，蔣介石下達手令，對六組提出要求說：“陜甘寧綏邊區兵要地志及地圖與每鄰接各據點之距離里程，望詳細呈報，并極密為要。”蔣介石之所以要此情報，其目的一清二楚：“此乃對奸偽用兵之步驟”。

對于內的各個派系，蔣介石也十分警惕，深怕它們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動作”。桂系、湘系、粵系、西北系、東北系、川系、滇系、閻(錫山)系以及各地方實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甘肅的“三馬”等等)，歷史上與他蔣介石有過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見。因此蔣介石一貫重視搞異己派別的情報，并要六組及時提供。例如1943年4月28日，蔣介石親自召見六組組長唐縱，要唐“注意唐孟瀟(唐生智)、何云樵(何鍵)在湖南的活動，但不可使其察覺”。

蔣介石為什么把這樣機密的任務交給侍從室？因為侍從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機構，侍從室人員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囑托的人員。即使是見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辦。

有人還把侍從室稱為蔣介石的“智囊團”，這話很有道理。這方面的事例也不勝枚舉。

1940年1月，戴笠從杜月笙處獲得一份絕密情報，內容是汪精衛與日本訂立的賣國密約。蔣介石得到報告后，立即指定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和“日本通”張群一起關起門來研究，提供了對策。

再如1948年召開所謂“行憲國大”后，第一屆內閣即行政院長的人選，成了國內外矚目的焦點。誰來當這個院長？各派系都躍躍欲試，爭之者甚多。蔣介石當然不肯放棄這塊陣地，提出由他最信得過的政學系頭目張群充任。但是，國內輿論普遍反對黨派色彩太濃的人當行政院長，就連大洋彼岸一向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也希望蔣“總統”的內閣能夠“民主化”一點，不要太“清一色”，以改善形象，欺騙民眾。其時蔣介石在各個戰場上迭遭敗績，急需得到“美援”，尤其是美國軍火的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與陳布雷作了多次密談，最后終于采納陳的意見，放棄了原先“欽定”的張群，改由無黨派地質博士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

侍從室里的“智囊”遠不止陳布雷一人，其他如張治中、賀耀祖、林蔚、錢大鈞等人，也都工于謀略，是蔣介石的智囊人物。至于組長一級干部中，也有侍二組組長于達、侍四組組長陳方(字芷町)、侍六組組長唐縱等人，常主動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以唐縱為例，他在日記中曾多次記載自己為蔣介石出了哪些主意，提了哪些建議。1940年6月1日，唐縱向蔣介石呈交了《國際現勢之觀察及其對策》，洋洋3000余言，建議聯蘇聯美以抗衡日本。蔣介石閱后表示滿意，“御筆”批曰：“可嘉勉。”

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憤。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不斷擴大。1942年1月1日，中、蘇、美、英等國在華盛頓簽署了《二十六國公約》。所有簽約國均莊嚴保證：使用本國的全部軍事、經濟資源，共同對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經中、美兩國政府商定，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等區域)正式成立，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統帥。

在此重要關頭，為了協調有關事宜，蔣介石于2月4日上午乘飛機赴印度訪問。此事行前極端秘密。是啊，要是讓敵人偵知此事，把蔣介石乘坐的飛機予以擊落，豈不壞了大事!但是，侍從室的高級幕僚卻事先就知道此事，情報組長唐縱還專門擬了一個《敵人今后動向與我國應有之對策》的建議書，供蔣介石此行作參考。在呈蔣前陳布雷先看了這份建議書，認為其“議論判斷皆極警策”。蔣閱后也頗為贊許。

以上事例足以說明，說侍從室是蔣介石的“智囊”，它是當之無愧的。

侍從室又是蔣介石的“聯絡站”，為他的軍事行動，特別是軍事行動當參謀、下指示，起聯絡作用。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是消極抗日，積極的。他部署在抗日第一線的部隊大多是“雜牌”，如西北軍、東北軍、川軍、桂軍、滇軍、粵軍、晉軍等等，真正的中央嫡系部隊是很少打頭陣的。但對付和八路軍、新四軍，蔣卻部署了最精銳的嫡系部隊。如對陜甘寧邊區，就由胡宗南的數十萬大軍包圍著，虎視眈眈，隨時準備下手。1943年6月29日，胡宗南從西安秘密發電報給蔣介石，報告說已調集了三個師的兵力，定于7月28日進攻陜甘寧邊區，并詳報了作戰部署。

侍從室知道軍情緊急，立即將電報呈送蔣介石。蔣當即批示：“可照已有崗電切實準備，但須俟有命令方可開始進攻，否則切勿行動，并應極端秘密，毋得聲張。”侍從室又以最快速度將此“圣旨”通知胡宗南，發揮了上下聯絡的作用。

侍從室的觸角伸得很長，許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對標榜“司法獨立”的法院也要干預，也要指手畫腳。

1942年，在重慶出了一件大案，曾經轟動山城。事情是這樣的：中央信托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勾結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活動。一次從仰光到昆明一下子商品3000多萬元，林世良從中漁利1000多萬元。誰知事機不密，被軍統局偵知。軍統本來就想把緝私這塊“肥肉”從孔家手中攫取過來，遂向蔣介石狀告孔祥熙。

這時抗戰正處于最困難時期。廣大群眾生活艱辛，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多少人啼饑號寒。“家無隔夜糧，路有凍死骨”，可謂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發“國難財”，輿論嘩然，國人皆曰可殺。司法機關懾于民意，準備將林世良判處死刑。

但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個有很硬背景和后臺的特殊人物。他的后臺就是蔣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以及孔夫人宋靄齡。這位孔夫人是當時“第一夫人”宋美齡的大姐，嗜財如命，搜刮錢財不擇手段。而做生意在當時是撈錢的一條捷徑，孔夫人和她的大公子孔令侃豈肯放過。林世良原先當過孔祥熙家的管家，后來又替孔祥熙家族做生意，西藥、五金、卡車、建材，以至、等毒品都拼命，毫無顧忌。他成了孔家斂財的一個得力幫手，是具體操辦者之一。更重要的是，法辦了林世良，今后還有誰替孔、宋賣命？再說，萬一林世良在臨死前將內幕和盤托出，孔、宋豈不要大丟面子。權衡再三，孔、宋二人決定“運動”法院從輕判處林世良無期徒刑。只要留住了一條性命，過幾年不就出來了嗎？

　法院當然不敢得罪孔“國舅”和宋“皇姐”。按照孔、宋的要求，將案件呈報到了侍從室，待蔣介石“核準”后即行辦理。

侍從室里的“智囊”們看到案件報告后，進行了議論。孔“國舅”和宋“皇姐”的面子固然要考慮，但“領袖”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更為重要。權衡結果，陳布雷、于達、唐縱等人在呈批件上擬了個“判處死刑”的意見。蔣介石躊躇再三，最后下決心寧肯開罪“國舅”和“皇姐”，也不愿動搖自己統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從室的簽呈，下令將林世良槍決。

林世良案件又一次證明，侍從室的權力確實大得驚人。不要說區區法院，即使貴為皇親國戚，也不得不向它低頭俯首，甘拜下風。

侍從室不僅干預司法，甚至連“郵檢”這樣的事也要過問。

1943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進入反攻階段。11月22日，中、美、英三國首腦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在埃及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開羅會議，會后發表了《開羅宣言》。蔣介石是18日秘密離開重慶赴開羅的。對蔣忠心耿耿的陳布雷為了蔣的安全，特地給郵政局下達了嚴格實行“郵檢”的指示，要求對蔣的行蹤不得有絲毫泄露。

真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雞毛蒜皮，凡是與蔣介石有關的事，侍從室都要過問。其范圍之寬，可說無所不包。

家丑不可外揚，疏不間親，這些都是中國的古訓。但侍從室對于蔣介石，卻是例外。侍從室人員天天隨侍左右，耳聞目睹，對蔣介石的家務事知道得很多，蔣即使想瞞也瞞不住。因此，蔣介石有時也就一些棘手的家族之間的事情，征詢侍從室高級幕僚的意見和看法。

1944年5月，“國舅”孔祥熙提出辭呈，要求辭去行政院長職務。蔣介石接到辭呈后，心中犯了難。同意吧，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不同意吧，孔祥熙的名聲實在太臭。思前想后，蔣介石拿不定主意，遂問計于陳布雷。

陳布雷善于揣摩蔣介石的意圖，謀多，計絕，深為蔣所賞識，被倚為股肱。陳向蔣獻計說：“止謗莫如自省。孔院長如能切實自省，改了就好。決不能因外間有所非議而有所表示，愈表示反而會增加社會的不安。”蔣一聽，欣然同意，并派陳布雷代表他本人對孔祥熙表示“慰留”。

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蔣介石要發表多得不可勝數的講話、演說、談話、文告、電報，甚至還要舞文弄墨，著書立說，因此文字工作任務就非常繁重。侍從室對此當然是責無旁貸，是題中應有之義，是它職責范圍內的事。由此，人們又把侍從室稱之為蔣介石的文字“加工廠”。

蔣介石每天要處理的文件多得不可計數，如果各機關呈送的公文他都要一一過目，那他就別活了。侍從室為此制定了一套公文處理的程式，即將各機關報呈蔣介石的文電，大致分為“呈閱”、“呈核”、“報告”、“情報”四種類型。侍從室根據各類公文的內容、性質和輕重緩急，分別整理成不同表式，再呈送蔣介石。蔣批閱后，侍從室再轉發給各機關承辦。

蔣介石還喜歡發“手令”，其數量之多真是嚇人一跳。據段氏兄弟的老同仁、在侍從室工作八年之久的秋宗鼎先生親身所見所聞，從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侍從室(包括后來的軍務局和政務局)積累的蔣介石手令，竟有120多箱。筆者曾專門到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探詢能否查到這批資料。回答令人遺憾：南京解放前夕，蔣政權將大量機密檔案運往臺灣。有關侍從室的機密檔案更是不會留在大陸，授人以柄的。

蔣介石的手令和下發的文電，自己動手寫的為數寥寥，絕大多數由侍從室代擬。蔣寫個“可”或“閱”。其“閱”字形狀類似“龍”字，人稱“畫龍”。

給蔣代擬手令或電報，是侍從室的一大任務。

蔣介石手令的內容，從軍事、政治、黨務、人事安排到機構設置等等，可以說應有盡有，無所不包。他還簽發了大量電報、書信、公文。侍從室在代擬上述手令、書信、文電時，首先必須弄清蔣介石與受文人的關系。對一般部屬，蔣介石是板起面孔打官腔，直稱下屬之姓名、官階。對關系較密切的，則視情況區別對待，或使用對方的別號，甚至稱兄道弟，如對馮玉祥就稱煥章大哥，對閻錫山就稱百川兄，對李宗仁就稱德鄰兄，如此等等。對黃埔軍校的學生，本來他是校長，完全可以居高臨下直呼其名或僅稱其職務加姓名，但蔣介石為了籠絡人心，常常也對其稱兄道弟，如對胡宗南稱宗南弟，對康澤稱兆民弟。對“雜牌”軍的將領或地方實力派，則更加客氣，如對比自己小14歲的張學良稱呼漢卿兄；對拜把兄弟馬福祥之子馬鴻逵，因其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為了拉攏他，蔣竟不顧輩分，對“侄兒”也稱呼為“少云世兄”。對于蔣介石的這一套習慣、手腕，侍從室起草文電時都必須十分注意，不可稍有差錯，否則就會受到訓斥。

蔣介石的一些極機密電報，有時也不經過侍從室第一處和第二處轉呈或轉發，而由侍從室機要組越級直接呈送蔣介石。蔣介石對其重要部屬，都由侍從室專發密碼本，每雙月更換一次，規定自行保管并親寫電文。機要組長毛慶祥，是蔣的親信。這類電報只經過極少數人之手，其內容也就成為千古之謎了。

至于比較長一些的講話、文件、文告等等，有時蔣介石也口授其內容，由侍從室人員加以記錄整理，爾后再送侍二處主任陳布雷作文字上的潤色和加工，最后呈送蔣介石本人審核。

蔣介石和毛澤東不同。毛澤東的雄文四卷，均出自他的手筆；而蔣介石的那些長篇大論以至所謂“著作”，均由人捉刀代筆。侍從室里為蔣捉刀的人，首推陳布雷。例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回到南京，即命陳布雷起草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訓詞”。為了洗刷掉自己臉上不光彩的一面，蔣又要陳閉門造車，寫一篇《西安半月記》，極盡歪曲事實之能事。蔣介石50歲生日發表的文章《報國與思索》，也是由陳布雷起草，再由邵力子、葉楚傖加工，經蔣審定后公開發表的。

蔣介石對陳布雷的文筆是很滿意的。但也有不滿意之時。段仲宇告訴筆者，有一次蔣介石對陳布雷說：“你看看人家毛澤東的文章!”陳布雷也不大客氣，回敬了一句：“那是毛澤東自己寫的。”言下之意是，你蔣介石的文章可不是自己寫的，哪能同毛澤東相比!

　《中國之命運》是蔣介石一生中唯一的一本“著作”，1943年3月在重慶面世。此書歪曲中國社會的歷史，篡改蔣介石以起家的發跡經過，誣蔑共產主義“不切于中國的國計民生”，叫嚷“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為蔣介石炮制此書的是侍從室第五組組長陶希圣。捉刀有功，過了幾個月陶就出任《中央日報》主筆，兩年后又升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真所謂“代筆自有黃金屋”，升官發財都被陶希圣撈到了。

有人打比方，說侍從室好比蔣介石的眼睛，替他眼觀六路；侍從室好比蔣的耳朵，替他耳聽八方；侍從室好比蔣的鼻子，替他嗅出各種不利于他的政治氣息；侍從室好比蔣的手，替他寫文電；侍從室好比蔣的腿，替他東跑西顛，到處聯絡；而最重要的是，侍從室好比蔣的頭腦，替他思考、謀劃，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一個在侍從室工作過的人，說侍從室里黑影幢幢，神秘莫測。即使是在侍從室和后來改稱軍務局工作過的段氏兄弟，向筆者介紹的也僅僅是一鱗半爪。侍從室的全部檔案都被運到了臺灣。看來，只有等到臺灣回歸之日、祖國完全統一之時，才能徹底揭開侍從室的神秘面紗了。

這一天總要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