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的五筆怎么打字-韶字的筆畫

舊稿新編

在“二說《九疑山賦》”一文中，筆者應答了為什么《山賦》作者是黃表卿；本文應答為什么這一個“舍人李嶠”實際指稱“李挺祖”。因為“探析”一文，實際是以戶崎哲彥《柳公權書〈九疑山賦〉拓本辨偽》的觀點——對筆者《〈九疑山賦〉不是柳宗元所作》的評述結論，即“李嶠與李挺祖不是同一個人”為旁證；所以，回答了戶崎哲彥先生的疑問，也就等于回答了“探析”者的責難。戶崎哲彥是日本研究柳宗元的知名學者，著述等身。筆者是退休之后才開始作“業余考證”，但柳文研究也不是重點，掌握的資料十分有限，只能抱著向專家虛心學習的態度，取其之長，補己之短，在重申田野考察現場感受的同時，完善前說。

此前，戶崎哲彥還發表過《〈題鈷鉧潭〉詩非柳宗元所作》一文，以十分友好的態度，指出過筆者舊稿《愚溪“癸酉詩”作者疑為曹來旬》一文的錯誤。對此，筆者十分感謝。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的有關評述，是后來收集到的。在陸增祥評審原稿的基礎上，又補正出“愚溪”兩字。詩的首句“南郭智”，出于杜甫《秦州雜詩》之十二：“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俯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唐代的南郭寺，建在秦州城南二里的慧音山頭。山頭高出平地226米，其北坳形似簸箕，中有凹型平臺，寺廟在焉。由于寺在城南，故名“南郭”。據南郭寺簡介，“慧音”一詞出于佛門經典，意謂“啟迪智慧，開蒙先導”。而智與慧是同義詞，且音與寺近，故詩人借為“常聞南郭智”，與《愚溪詩序》引用的“愚公谷”事典并舉。《水經注》云：“時水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所以“北山”實為“愚山”。“未識”兩字，是說愚溪北岸的山石所刻“鈷鉧潭”三大字，疑是“寺僧所為”，并非柳子所書；后句“試問溪中水，潺潺只自如”一聯，即表示有所領悟，不同意“寺僧所示”。

因而此詩不能命名為“題鈷鉧潭”，宜為“題愚溪”。由于戶崎先生沒有辨認出“過永州”后面的兩個字是“愚溪”，也未考證“南國智”的出處，因此所得結論，不夠完全正確。

《柳公權書〈九疑山賦〉拓本辨偽》一文所作論證，選用的引證材料真實可靠，所作考訂條疏細縷，極為精密，顯示了專家深厚的學術功底。然而，由于忽略了李挺祖——同時也是道州濂溪書院“掌門人”的教官身份，又不知“怪字”，實指浯溪“怪字”柳押石；從而疑惑“怪字”如何與“穹碑”形成“偶合”關系，即戶崎先生并未發現《山賦》此聯的“奧妙”所在。

宋人陳善《捫虱新話》云：“唐代文章三變，本朝文章亦三變矣，荊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各立門戶，不相蹈襲。”而《山賦》一文，正以“三議”之說“立骨”，從而展開全篇，是既取法于漢賦規則，又具宋文的時代“性理”特征。而南宋理學，又以濂溪為鼻祖；周敦宜自創的“太極圖說”，同時也是南宋“道家易學”的宋學之首。道州濂溪書院，原為“周敦宜祠堂”，正是道州學子恭祭“理學鼻祖”的學宮所在地。這就是《山賦》“以代門人”之說的大時代背景與小文化背景。

《辨偽》一文正確地提出了“舍人李嶠”四個字存在“舛訛不順”的問題，可惜未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筆者也曾經遇到“這個李嶠”究竟是誰的問題，好在冷水灘離浯溪較近，考察“鳥篆穹碑，刺史元公之筆；電文遒字，舍人李嶠之題”兩句的“鳥篆穹碑”出處比較方便。筆者認為，“鳥篆穹碑”四個字，是借指“無為洞天”的大篆題刻；其“本事”的發生地，應在浯溪，而不在九疑山。一說原文所以未提此事，一是刊物發論文有“字數”限制，二是寫作目的， 于應答書法家關注的中心問題，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柳宗元所為，沒必要扯得太遠。而今，由于“探析”一文重提此事，不妨羅列幾條文字依據，以示并非趙先生自創邪說。

1. 沈紳《無為洞銘》

“南行江華，出游九疑。恭款有虞，乃登無為。

莊嚴佛宮，清冷玉池。茲予盤桓，白云相隨。”

按，無為洞，據《九疑山志》：原名無為巖，在九疑山永福寺崖下。洞中清泉涌泫，人不可入。唐代元結題寫大篆“無為洞天”于巖壁。宋人沈紳移洞口“無為洞”三字題額至紫霞洞。

2. 王铚《蔡天啟作中興碑詩且邀同賦》

“一日屠戮三庶人，天理已盡殺氣昏。青宮惴惴二十載，免禍自求黃屋尊。

忠臣開除兩京路，未知日月雙懸處。歸來祈哀語可憐，今日貴作天子父。

瀟湘江邊镵穹碑，煙云相連愁九疑。湖南萬古長嗟地，剩與屈賈添余悲。

雄文漫郎來作吏，正色顏公謁西內。兩賢憤托金石堅，莫求此碑求此意。

休闖九暗訴帝傍，莫化杜鵑啼故鄉。磨崖難摧幽恨長，水流不盡山蒼蒼。”

按，“瀟湘穹碑”，即“蔡天啟作中興碑詩”的“中興碑”，碑文是元結自撰，字是顏真卿的楷書。順及：句中“湖南九疑”，這是宋代的流行稱謂。“江南九疑”，是唐代中期之前的專稱，李白詠九疑山的詩，已有“湖南七郡”之說，實即“湖南節度使”的變稱。此時“七郡”的含義等價于“方鎮”，不是“行政區”的代稱。行政區，是歷代使用的共同定義；方鎮，是元代之前“節度使”體制的特殊定義。唐代中后期，指稱“湖南地區”的高頻詞是“湖湘”，一直沿用至今。柳宗元文集中的“湖南節度使”，也是指稱“節度使”某某的官職，未見泛指“永道二郡”的實例。應用數學上的“概率”分析，也是現代“模糊識別”技術使用的基本方法，借以完成某一“大體判斷”。筆者原文明確指出，如果《山賦》是柳宗元所為，使用“江南九疑”的“概率”比較大，并沒有“絕對”是“江南九疑”的意思。柳文指稱“永州”，使用的高頻詞是楚越之交、南中、楚南、湘南，或者直言為“湘”。原文所列以上用例，都是講“概率”，講“大體”。這里的“瀟湘穹碑”詞例分析，使用的是同樣的方法，即在同時代作者的共同“用例”中，找出其“所指”的具體對象，以供參考。

3. 王铚《七言絕句》之七

“虞舜遺風遠可尋，煙波一棹古猶今。

九疑蒼莽三湘闊，盡是云山韶濩音。”

按，據此詩可知，王铚也曾來過九疑山，當不會搞錯“瀟湘穹碑”的所在。

4. 黃庭堅《答浯溪長老新公書》

“季康篆元中丞《浯溪銘》，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浯臺銘》亦季康篆也。”

按，《山賦》“鳥篆”是指《浯溪銘》的篆字“大小不一”，以代“浯溪三銘”。

5. 桂多蓀《浯溪志》方信孺題名

莆田方信孺紹熙癸丑、開禧乙丑、嘉定丁丑，凡三訪浯溪。

桂注：方氏善書法，寧遠玉琯巖有榜書“九疑山”，每字大尋丈，蒼勁遒拔。浯溪題名，亦甚功勁。

6. 王宸《無題》

“傳聞柳應辰，辟符驅鬼魅。天下名勝處，得賢乃不蔽。”

7. 桂多蓀《浯溪志》柳押石

柳押石，即“夬”字碑。石上書作“形”。傳為“大夬”的合書，一筆寫成，故叫“一筆符”。本古人畫于文書的符記，叫“押符”；因系柳應辰題刻，故叫“柳押符”。其鎮妖傳說曰：“應辰維舟浯溪，夜有怪登其舟，應辰書夬字符于手。詰朝，符見崖端，遂刻以鎮之，怪遂絕。”

柳應辰與其兄柳拱辰都是道徒，應辰號“明明”，拱辰號“昭昭”。

8. 柳應辰熙寧七年甲寅《心記》

“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刻于浯溪之右。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明明。”（在東崖大夬字下）又詩曰：“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閑將此處鐫。向后有人來屈指，四千六在甲寅年。”（接刻大夬于上）

9. 洪邁《容齋五筆》

“予頃見鄂州南樓土中摩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后訪得其人名應辰，即載之四筆。今始究其實。應辰以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有詩云云。”

10. 陳玉祥《祁陽縣志》

乾隆乙丑九月初五日，啟文昌塔舊基，得石碑二。一詩碑云：‘萬古江山誰此詮？柳公《心記》石中鐫。機關不會探元秘，只繼先生一筆傳。’后書‘無際主人題’。另一《游塔偈》碑云：‘念占定慧，果外無因；無緣爾緣，無覺爾心。注我者往，疑我者真。誰生誰滅，三教歸情。瞬息菩提，呼吸惟深。’”

桂多蓀注：文昌塔始建于明萬歷十二年甲申（1584），此塔舊基下二碑，自是明碑。可證宋柳應辰的三教合一派道教，至明萬歷猶盛。

根據以上十條引文，歸納出三個小觀點：

其一，“鳥篆穹碑”，指唐代元結“浯溪三銘”和顏真卿“楷書”。

其二，刺史元公之“筆”，是另有所指，可以影射無為洞、紫霞巖的題字，以及《九疑山圖記》、《舂陵行》等與道州舜廟相關的詩文。其次，道州州治，曾經一度為唐代舜廟所在地。

其三，“電文遒字”，這里的“電文”用指蔡邕《九疑山銘》，也與南宋時期永州的道家文化背景相關，而與唐代“篆書”無緣。字之“遒”，僅見于《九疑山志》，其余志書所記皆為“怪字”。以柳押所書“大夬”兩字，影射方信孺所書“九疑山”三大字。

將《山賦》此段的原文排序稍加改動：

1客難之曰：“舜居蒲坂，本屬乎冀之北；舜卒嗚條，不在乎夷之西。”

8余應之曰：“百豈無于一二，十未喪其八九。”

2殊不知無本不立，非文孰稽。

3有舜江則可浣可漱，有舜壇則可扳可躋。

4月披兮明月上，云閣兮白云齊（拓本作“飛”）。

5九溪源下之流派，萬丈天邊之石梯。

6鳥篆穹碑，刺史元公之筆；

7電文遒字，舍人李嶠之題。

9紫霞高臥，前后十四輩；白日飛升，小大三百口。”

應用“概率”識別方法，作定位定性分析：

其一，舜江舜壇在舜源峰前，舊傳舜墓在女英峰下，舜池在娥皇峰下，象征舜廟核心區。

其二，九溪指“舜廟九峰”各導一溪，九溪是“內”；“萬丈天”在“馬蹄石”附近，以石梯為“外”。此為南北相對。

其三，月披指黃庭觀，云閣即齊云閣，并在永福寺附近；以道釋兩教相對。

其四，紫霞即紫霞巖，在東北；飛升指何侯石室，在西南；以八卦的艮坤方位相對。

其五，元公之筆影射唐事（無為洞，紫霞巖題名），在東北；李嶠之題影射宋事（玉琯巖）在西南；前者為親聞前朝事，后者為親見本朝事。

唐代李嶠，篆字在無為洞內，當系于唐事之下。

因為李挺祖是宋人，又是郡守的親信，可與元公的親信季康類比（都是書法名家）；所以，“李嶠之題”，并不指稱無為洞的紀游題名，而是影射玉琯巖的“正額”題字。

戶崎哲彥先生的看法相反：“電文”指篆書；當從拓本“電文怪石”之例，不可從《九疑山志》“電文遒字”之特例。其原文為：

電文，惟《集成》作“奇文”，后有“怪石”而誤。怪石二字，康熙、嘉慶（寧遠縣志）、光緒作“怪字”；惟嘉慶（《九疑山志》）作“遒字”。此處以“鳥篆穹碑，刺史元公之筆”為對偶，以“電文怪石，舍人李嶠之題”為近。以“鳥篆”對“電文”甚佳。“怪字”詞義不妥，“遒”字與“電文”詞義有所重復，又俱與“穹碑”不為對。此文謂怪石上刻有篆字題名，筆跡如電閃。

按，《山賦》作者是以“大夬”的筆跡“刻畫之深”，影射方信孺“九疑山”三大字“刻畫之深”。柳應辰熙寧九年浯溪《題名》：“比任滿，泊舟江下。經五日，始見于石門之東，字刻平淺，隱約難辨。即命家僮仍舊畫鐫深之。”

戶崎先生的考證：據嘉慶《寧遠縣志》石樓崖條，“永福寺西北一里有石樓巖，亦有淳祐丙午，郡守李襲之，江華李挺祖題名。”李挺祖，道州江華人。若“李嶠”為李挺祖，則《九疑山賦》當作于南宋淳祐間之后，僅以此一事可證《九疑山賦》，非唐人所書刻。然而，此說難以成立。李挺祖書刻于淳祐六年（1246）前后無疑，而《方輿覽勝》“碧虛洞”條云：“洞在永福寺東十步，上有貞元間李嶠石刻。”《輿地紀勝》亦云：“正[貞]元間李嶠篆，在寧遠之永福寺東。”又南宋末《寶刻類編》“李嶠”條：“題名：九疑山無為洞。道（道州）。”由于“淳祐間李挺祖書刻之前已有‘李嶠篆刻’，則李挺祖非李嶠不容置疑。”故“電文怪石，舍人李嶠之題”者——即“貞元間李嶠篆刻”是也；“刻在碧虛洞，不在碧（玉）琯巖”。

按，據戶崎哲彥分析，志書與拓本的《山賦》，都不是作者的原本，此前還應有一個共同的“初本”，這一提法，頗具啟發意義。因為它意味著，《山賦》原文“李某”之題，也存在被修改為“李嶠”的可能性。

今“電文怪字”的出處已明，則“舍人李嶠之題”，并非唐代李嶠“游覽無為洞的題名”亦可審定：李嶠之篆屬于個人“記游山水”性質，不具有“舍人之題”的“官方題刻”性質。除玉琯巖和石樓題刻，據道州濂溪書院簡介，濂溪書院的前身，是祭祀周敦頤的專祠；后逐漸發展為集祭祀、藏書、教學三位一體的學府。濂溪書院名聞天下是在南宋景定三年（1262），郡侯楊允恭請得理宗御書“道州濂溪書院”，李挺祖被任命為“掌御書臣”，主持院舍的擴建修葺工程，凡祠宇、齋舍、講堂處所，皆使之煥然一新。事成后，楊允恭即作《濂溪書院御書閣記》一文，以宣示興學的宗旨：“國家之建書院，宸（皇帝）筆之表道州，豈徒為觀美乎？豈使之傳習文詞為決科利祿計乎？蓋欲成就人材，將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

又據同治本《江華縣志》：紹熙元年，虞從龍作《重刻蔣之奇〈寒泉銘〉跋》。其文曰：“右銘元刊于寒亭之上，年深字淺，幾不可讀。既新泉亭，得沒字碑于巖左，意昔爲斯銘設也，乃徙刻之，且以彰二公愛賞之志云。後治平一百二十有四載，邑尉西隆虞從龍俾邑人李挺祖（下缺）。”由紹熙元年（1190），經淳祐六年（1246），至景定三年（1262），共72年，均為郡人李挺祖在道州地區的廣為“題刻”時期。

本文結論：《九疑山志》的“電文遒字，舍人李嶠之題”，其中的遒嶠兩字疑非原文。“電文遒字”，當恢復為志書原載“電文怪字”。“舍人李嶠之題”，應補正為“舍人李教之題”，以對應“刺史元公之筆”。舍人與刺使，均為“官職”；元公與李教，皆為“尊稱”。 教者，取宋代“教諭”是學官之首的“正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