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童話短篇帶翻譯—簡短英語童話
對于童年來說，童話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漢語有“童話”的概念是在近代，在中文語境下，是指寫給兒童閱讀的故事，也負擔著對兒童進行思想教育的責任；而在西方，“童話”對應的英文是“fairy tale”，出現之時被視為短篇小說的一種文體，受眾也包括成人，不單純是現在意義上“專為兒童創作的教育故事”。
所以一直以來，兒童文學是一個很受爭議的概念，人有兒童和成人的區分，但文學卻很難有明確的界限。
北島前兩年編輯了一本《給孩子的詩》，從布萊克到普希金，他以可感性和經典性作為選擇標準，至于適合成人還是兒童，他說，“根本不需要去區分。”王安憶也說，“我們現在好像分得非常嚴密，孩子該看的和大人該看的有分界線。文學就是文學，不應該分那么清。”
所以“兒童”這個前綴，也更不應該是閱讀的阻礙。
從《一千零一夜》《五卷書》到《愛麗絲夢游仙境》，能夠從小讀到大的兒童文學其實有很多，以下推薦的《意大利童話》《兒童雜事詩》和《王爾德童話》，是經典的文學作品，也是能常讀常新的三本。
童年已逝，希望童心不失，能如安徒生所說，“絕不會像那些沒有經過童話的人那樣容易變得冷酷無情。”
《意大利童話》
卡爾維諾在《意大利童話》的序言里，重新解釋了“童話”：
童話要在不同的文化層面中承擔不同的角色。我們已習慣地認為，童話就是“兒童文學”，然而在十九世紀（或許今天依然如此），當童話還作為一種口頭文學傳統存在時，尚沒有年齡的分別：一則童話只是一個奇跡故事，其中滿是那個文化時期所需要的原始的表達方式。
童話在意大利誕生的時間，比歐洲其他國家要早很多，只是一直沒有人收集和編寫。當卡爾維諾應邀做這件事的時候，并沒有十分積極，他用“從跳板上一躍沉入大海”形容這個任務，還說自己沒有帶上能提供熱情的氧氣瓶。
然而，在日復一日地收集材料、查缺補漏和整理分類中，他逐漸被這些豐富和幻變的故事吸引住，開始癡迷于這項工作，以至于“寧愿用所有普魯斯特作品去換一個《拉金屎的驢》的新版本”。
在編纂完成《意大利童話》后，他說他甚至懷疑自己還能不能重新回到陸地：
“兩年來，我一直居住在樹林里和著魔的城堡中，在思考和行動之間忍受著折磨：一方面，我渴望瞥見神話里美人的臉龐，她每晚睡在那騎士的身旁；另一方面，我要在隱身服、魔爪或羽毛這些能使我變成動物的物件之間抉擇。”
事實證明，卡爾維諾的確沒能著陸，他之后的作品，不管是《煙云》、《不存在的騎士》還是《宇宙奇趣》，都能看到《意大利童話》的影響，而他也被稱為“一只腳跨進幻想世界，另一只腳留在客觀現實之中”的作家。
意大利民間故事的魅力，卡爾維諾在他長達43頁的序言中闡釋過。首要的是，他說，“這些童話是真實的”，并且，這一切并不是幻覺，更不是他長期編寫童話產生的“職業病”。
按照他的說法，意大利童話的真實源于“對生活的全面闡釋”。
在這些故事中，國王和窮人雖然有著天壤之別，但卻有著平等的本質；世間的男男女女總被某種命運指引，既享受擁有彼此的甜蜜，也要承受失去的痛苦；被魔法控制的人，也就像我們中那些被復雜和世俗的力量所支配的人一樣，去掙脫束縛、尋求解放，“這些生命要去面對是與非的重大抉擇，要經歷艱難險阻的考驗，最后奔向被巨龍重重封鎖住的幸福。”
其次，意大利童話是“現實主義”的。
在這兩百多則童話里，除了王子與公主、城堡與宮殿之外，還充斥著貧困、饑餓和失業，而且，這些就是故事的主題，并非只是故事“用以躍入神奇世界的跳板”，或者“作為王權和神力的陪襯”而存在。許多童話最終講的，就是一個農民身上的力量，或者一個貧困孩子的頑強。
涉及童話中最多的愛情主題，意大利童話甚至避免了司空見慣的模式，拒絕用“王子公主幸福在一起”的套路。
相反，這些民間故事充滿了愛情的焦慮與痛苦，男男女女嘗盡生離死別的痛苦，在失去對方的時刻，他們才真正擁有對方。還有一些故事反映的是人與外界的對抗，寫了許多相戀男女如何為宗教法規所不容，又如何努力地去反抗世俗，這些故事體現了那些“被某種法規、信仰或觀念所扼殺和禁止的愛情”，也表達了禁忌中愛情的快樂與恐慌。
在卡爾維諾看來，意大利童話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它們能夠營造出一個夢境，而又絲毫不回避現實，“在它們之中既有自我意識，又不排斥命運的安排，既有現實的力量，又能把它完全放于幻想的世界中。”
另外，在這些故事中，我們還可以明顯的感覺到“講述者”的存在。
卡爾維諾認為，民間故事的魅力是通過講故事人的天賦得以表現，所以他有意識地“復活”那些講故事的男男女女。這一點也正是人們普遍認為《意大利童話》的文學價值高于《格林童話》的原因之一，格林兄弟被認為毀掉了講述者，“再創作”的痕跡過于明顯。
在《意大利童話》中，講故事的人都有鮮明的個性，也有各自不同的年齡和職業。比如，大部分來自于皮特雷故事集的故事，講述者都是一個叫做麥西婭的文盲老婦人，她是皮特雷家的老女傭，被形容為“言語并不美，但是簡易，句子生動，故事講得引人入勝，她非凡的記憶力和講故事的天賦令人難以置信。”
《兒童雜事詩》
周作人和兒童文學的淵源很深，他是外國兒童文學翻譯的先行者，在五四時期，他首先把安徒生童話、王爾德童話以及日本民間童話譯介到了中國。
在很多散文和雜文中，他對兒童文學的評論和看法也很獨到，比如說他否認童話的“道德說教”功能，在《自己都園地》中，周作人認為，中國的兒童文學深中“實用主義”的毒：
“對兒童講一句話，?一?眼，都非含有意義不可，到了現在這種勢力依然存在，有許多人還把兒童故事當作法句警喻看待……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那無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因為這無意思原自有他的作用，兒童幻想正旺盛的時候，能夠得到他們的要求，染給他們愉快的活動，這便是最大的實益，至于其余觀察記憶、言語練習等好處即使不說也罷。總之兒童文學只是兒童本位的，此外更沒有什么標準了。”
本著“兒童本位”的原則，他創造的《兒童雜事詩》就是一本愉快又有趣的詩歌集。
《兒童雜事詩》1950年開始在《亦報》上刊登，由豐子愷繪圖，后來鐘叔河又作了箋釋。這部集子中有七十二首七言絕句，周作人將內容分為兒童生活和兒童故事兩類，其中涉及了很多民俗、名物和各類舊典。
為什么是詩歌的形式？“分明是說話，又道我吟詩”，周作人引用寒山的這句話，說自己只是因為不想寫文章，所以用了七言四句的形式。而寫作的原因，“以七言四句歌詠風俗人情，本意實在是想引誘讀者進到民俗研究方面去，從事于國民生活之史的研究，此雖是寂寞的學問，卻于中國有重大的意義。”
因此，鐘叔河說，在“為兒童”和“為學術”這兩方面，《兒童雜事詩》都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周作人的故鄉在紹興，吳越文化的民風民俗給周氏兄弟有很深的影響，在他們的作品中都有體現。這七十二首詩中，更是充滿了這些吃食玩物、鄉間野趣、童謠兒戲和鬼怪故事，比如寫新年拜歲、扎朝天小辮，聽大人講吃人的老虎外婆和老鼠做親，立夏要扛秤稱人、吃健腳筍，端午蒲劍艾旗、畫老虎頭驅邪，清明掃墓、吃烤鵝、上墳看姣姣。
周作人的語言質樸活潑，寫起這些也是童趣盎然，比如這首寫夏天暴雨將至，黑云密布：
《甲編·兒童生活詩》
十九 夏日急雨
一霎狂風急雨催，太陽趕入黑云堆。
窺窗小臉驚相問，可是夜叉扛海來。
在乙篇里，周作人寫了許多名人典故，比如這首寫惠帝的：
《乙篇·兒童故事詩》
二晉惠帝
滿野蛙聲叫咯吱，累他鄭重問官私。
童心自有天真處，莫道官家便是癡。
這首詩講的是《晉書》里“何不食肉糜”的故事，九歲登基的晉惠帝看到蹦跳的青蛙問，這些蛙是官家的還是私家的？太子令回答道，在宮廷的就是官蛙，在田間的就是私蛙。晉惠帝聽后說，如果是官家的蛙，為何不給它們肉末呢？周作人說這則取的是惠帝的“孩子氣”。
鐘叔河的箋釋也是細致有趣，他詳細地闡釋民俗、考證名物、疏理典故，讓每首詩后都是一篇飽含意味的小短文。
而且，鐘叔河的考證作注盡所可能地尋找和引用周作人本人的其他著作來解釋；有一些周氏兄弟的共同記憶，他也會去魯迅的文章中找尋痕跡；其他所需資料，他都從晚清民國文獻中查找，用文史來印證。
比如這首寫新年拜歲的：
《甲編·兒童生活詩》
一 新年拜歲
新年拜歲換新衣，白襪花鞋樣樣齊。
小辮朝天紅線扎，分明一只小荸薺。
鐘叔河不僅解釋了“拜歲”“換新衣”這些習俗，還具體說明了“小辮朝天”這種發式，也就是過去北京的“朝天桿”，書中轉載了《舊時京城兒童發式考》：
“圖中的老年婦女穿外套，載頭笄，系長裙，一副尊長模樣。小孩向她磕頭作揖，她也微微彎腰，伸手作攙起態，正是典型的民間老祖母，給人的感覺是溫馨吉祥的。跪下的小孩小辮朝天，也確有點像荸薺，不過不算太小罷了。”
《王爾德童話》
和卡爾維諾的《意大利童話》不同，王爾德的九篇童話都是自己創作的。
作為王爾德童話翻譯的先鋒者，周作人曾把王爾德創作的童話稱為“文學童話”，認為其區別于格林和安徒生童話之處“豐富的辭藻和精煉的機智”，是“純粹的詩人的詩”，“而非小兒說話一樣的文體”。
語言精致，的確是王爾德童話區別于其他童話的特色，比如說《夜鶯與玫瑰》，文本中隨處可摘取到周作人所說的“豐富的辭藻”：
“愛情真是一件奇妙無比的事情，它比綠寶石更珍貴，比貓眼石更稀奇。用珍珠和石榴都換不來，是市場上買不到的，是從商人那兒購不來的，更無法用黃金來稱出它的重量。”
“盡管哲學很聰明，然而愛情比她更聰明，盡管權力很偉大，可是愛情比他更偉大。火焰映紅了愛情的翅膀，使他的身軀像火焰一樣火紅。他的嘴唇像蜜一樣甜；他的氣息跟乳香一樣芬芳。”
王爾德曾經在《謊言的衰朽》中說過，“生活事實上是鏡子，而藝術卻是現實”。他在童話中也體現了現實的一面，周作人曾經引用亨特生的評價，說王爾德的九篇童話都“貫穿著敏感而美的社會的愛憐”。
他的童話中也有一部分體現了他對現實的敏感，同樣在《夜鶯與玫瑰》中，王爾德雖然也華麗麗地贊美了愛情，但后面卻也寫了愛情的現實。
當年輕的男子把玫瑰送給心儀的少女時，被拒絕說，“它怎能與我的晚禮服相配？御前大臣的外甥已送了我好些珠寶，珠寶比花更值錢，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最后，失望的年輕人慨嘆愛情的愚昧：
“它不及邏輯一半管用，因為它什么都證明不了，而它總是告訴人們一些不會發生的事，并且還讓人相信一些不真實的事。說實話，它一點也不實用，在那個年代，一切都要講實際。我要回到哲學中去，去學形而上學的東西。”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 薛維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