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故事概括10個字—歷史故事簡單概括20篇50字

文/董曉彤

“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這是20世紀50年代葉劍英元帥寫下的詩句。詩中用典“劉亭長”指的是漢高祖劉邦，“大風”指的是劉邦所作《大風歌》。據說80年代初，為葉劍英編輯詩集的同志曾向他當面請教“劉亭長”代指誰，葉帥直率地說：“毛主席。”一則詩詞軼事，將劉邦與毛澤東這兩位穿越千年的歷史人物交織在一起，不可不謂歷史之有趣。實際上，當我們翻檢毛澤東著述，可以看到毛澤東對劉邦有著多次評點。他曾說：“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820—821頁）還曾批注：“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21頁）

毛澤東為何會用“高明”二字評價劉邦？楚漢相爭，劉邦為何能夠以布衣提劍取天下？對此，毛澤東有著自己的思考，給出了三個重要答案。

一、行事：“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

毛澤東給出的第一個答案，便是劉邦的行事能力。

1957年6月13日，中南海豐澤園的菊香書屋內，毛澤東同吳冷西等人談起辦報問題時曾就劉邦戰勝項羽的原因進行過評說：

“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吳冷西《新聞的階級性及其他——毛主席幾次談話的回憶》，《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頁）

◆毛澤東與吳冷西。

這句簡短的總結，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深入研究楚漢相爭歷史后，從行事角度就劉邦取勝原因給出的精道評價。

先來看“決策對頭”。劉邦一介布衣出身，卻能在秦末農民起義中脫穎而出，戰勝強大勁敵項羽，開創漢朝基業，這一切離不開他對于決策的判斷力和把控力。在此，試舉兩例說明。

其一，約法三章。公元前206年，劉邦率軍攻破秦都城咸陽。進入咸陽之后，劉邦采納謀士張良和猛將樊噲的建議，把部隊從咸陽撤出，退到離咸陽不遠的灞上，并與百姓約法三章：“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他還下令“封秦重寶財物府庫”，保留原來秦朝政府任命的各級官吏，繼續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據載，時“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對比之下，項羽盡管勇武善戰，卻殘暴成性，“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劉邦的“約法三章”政策是非常高明的，其有兩方面的政治意義：一方面它維護了擁有重要話語權與地位實力的地主階級的利益，保護了地主階級的財產，受到地主階級的擁護，獲取了重要支持；另一方面也穩定了民心，使廣大勞動人民能夠安心生產，得到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維系了社會穩定。總得來說，這一政策是非常得人心的，劉邦也因此得到了關中地區各個階層的擁護與支持。

其二，開放關中苑囿。關中，是當時全國最富饒的地方。據司馬遷估算，關中人口不過全國的百分之三十，而物產卻占全國的百分之六十。當時的關中地區，有很多秦王朝圈定的苑囿園池，這些皇家的游樂場所，一律禁止百姓入內。劉邦在進占關中后，下令開放這些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即把里面的土地都分給百姓耕種，以此滿足部分農民對土地的需求。這一政策在不損害地主階級利益的原則下，緩和了關中緊張的土地關系，促進了經濟恢復，贏得了百姓支持。后來，劉邦在前線開展軍事行動，能夠源源不斷地從關中獲取人力物力支持，離不開這一措施所產生的積極作用。

再來看“用人得當”。“泰山不拒細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拒細流，故能成其深。”劉邦本人文不能著書立說，武不能斬將攻城，然而他卻善于用人，這是他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據《史記》載，劉邦稱帝之初，曾問群臣，他為何得天下而項羽失天下？群臣應對不一，劉邦均不以為然。他認為，自己能奪得天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能用人杰”。對此，劉邦有一段著名論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劉邦提及的張良、蕭何、韓信，都是他麾下重要的謀臣戰將。張良善謀略，蕭何擅政務，韓信擅帶兵，劉邦充分信任這些人并依據個人特長充分發揮其所能。韓信曾為項羽部下，然而不為項羽所用，后投靠劉邦，受到劉邦重用。蕭何曾為秦時刀筆吏，碌碌無為，因受劉邦賞識，而成為能臣賢相。劉邦麾下還聚集了陳平、周勃、酈食其、陸賈等各種人才，可謂人才濟濟、人盡其才。這些人才的聚集，為劉邦奪得天下發揮了重要作用。

◆劉邦畫像。

劉邦用人的一大特點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舉。他選用人才不重其出身、門第、冠戴，而更重其才華。其麾下的張良是韓國貴族，叔孫通為秦朝博士，張蒼為秦朝御史，韓信、英布為平民，蕭何、曹參為下層官吏，樊噲以屠狗為業，酈商是無業游民，夏侯嬰是趕馬車的，灌嬰是布販子，陳平是窮書生，彭越本以打魚為生。這些人或為前朝舊吏，或為平民百姓，劉邦不論其社會地位，而是量器識才，將這些各具特色的人才聚之于麾下。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稱：“漢興，功臣受封者百余人。”《索隱》注曰：“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據初步統計，明確出身于社會底層的封侯者，如言明以卒相從和未擔任吏職以客相從的，約占百分之二十五；以基層吏相從的封侯者，約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他的包括少量舊貴族和歸附的將與臣，約占百分之二十。正是善于使用這些各有所長的布衣“文臣武將”，才成就了劉邦的一番霸業。

毛澤東肯定劉邦的“決策對頭”和“用人得當”，呼應與對照的正是他1938年10月14日在中國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對領導干部提出的兩點要求，即:“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7頁）

“出主意”便是決策謀略。領導干部只有具備戰略思維，善于做出正確決策，才能推動事業走向成功。毛澤東對此有過生動比喻：“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94頁）關于決策正確的重要性，毛澤東也曾以西漢歷史為例進行過評說。西漢初年，劉邦、蕭何行黃老之術，與民休養，迅速穩定局勢，繼任者曹參“蕭規曹隨”，打下“文景之治”的基礎。此后漢武帝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調整政策，表面上儒法并用，實際上外儒內法，西漢國力更加強盛。然而漢元帝時卻改變執政方略，以儒生行德教仁柔之道。1957年6月毛澤東同吳冷西等人談話時說：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不失為鼎盛之世。前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元帝好儒學，摒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一套統治方法，他父親罵他，“亂我家者，太子也”。西漢一代，也確實是從漢元帝手上出現衰變的。毛澤東的這一段評說再次說明，領導者能否作出正確的決策，堅持正確的方針，是事關全局的大問題，直接影響事件、時局甚至歷史的走向。

◆1938年，毛澤東在抗大。

“用干部”便是識人用人。毛澤東曾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頁）有了正確的“主意”，如何貫徹執行，選人用人是關鍵。對于二者的關系，毛澤東在1938年有過另一種提綱挈領的表述：“如果朝廷里是賢明皇帝，所謂‘明君’，那就會是忠臣當朝，這就是正當的，用人在賢；昏君，必有奸臣當朝，用人在親，狐群狗黨，弄得一塌糊涂。……歷來有這樣的兩條路線。組織路線（就是干部政策）是隨著政治路線改變的。”（《毛澤東在抗大講話的記錄稿》 中央檔案館叢刊1986年第2期）在用干部方面，毛澤東非常擅長知人善任。他提出了“”“任人唯賢”等干部選用標準，為千千萬萬優秀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毛澤東的用人之妙，與劉邦在某些方面確有相似之處。比如，能把性格不同、風格不同的人才融合在一起，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解放戰爭時期的“劉鄧大軍”，其領導人劉伯承和鄧小平便是兩位風格迥異的統帥。劉伯承的領導風格是“舉輕若重”，謹慎周全、萬無一失，而鄧小平的領導風格則是“舉重若輕”，大刀闊斧、敢于冒險。劉鄧前后共事十三年，感情十分融洽，工作非常協調，堪稱合作的模范。毛澤東將這兩位不同類型的領導者放在一起，產生了1+1＞2的效果，這正是毛澤東善于用人的體現。又如，大膽放手，用人不疑，這也是毛澤東用人的又一個重要特點。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發給前方將領的電報和指示，許多都寫有“望機斷行之”“請按實情決定”等。淮海戰役時，毛澤東曾電示總前委：“情況緊急時機，一切由劉鄧臨時處置，不要請示。”他相信指戰員的思想覺悟和應變能力，敢于放權、勇于分權。不拒眾流，方成江海。1945年，毛澤東在七大上，曾將清代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詩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修改為“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堅持不拘一格的人才選用，才能匯聚起激蕩風雷的磅礴力量。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正是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斷進行判斷、預見、決策的一生，也是在為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現人才、識別人才、運用人才的一生。從這一層意義上而言，毛澤東從“決策對頭”與“用人得當”兩個方面對劉邦的肯定，也是對領導者應具備的行事能力的概括。

二、氣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

毛澤東給出的第二個答案，便是劉邦的氣度胸襟。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曾稱贊：

“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5頁）

◆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

毛澤東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基于的是劉邦接受酈食其奪取陳留建議一事。他在講話中生動地描述了這一故事：

“從前有個項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篇。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么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5頁）

這一故事，實際上體現的正是劉邦善于聽取意見的胸襟與氣度。毛澤東之所以談到劉邦聽取酈食其意見一事，也是借此來闡述民主集中制問題，說明發揚民主、敢于聽取不同意見、集中集體智慧的重要性。他強調：“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5頁）

◆《史記·高祖本紀》中曾評價劉邦“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黑線標注）。

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曾評價劉邦“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讀《史記·高祖本紀》可知，劉邦的口頭禪便是“如之奈何”，其意思是“這可怎么辦”。這句話看起來似乎顯示出劉邦的無能和無知，實際上這正是劉邦作為一名領導者的“高明”之處。所謂“兼聽則明”，敢于下問，能夠聽取不同的意見，才能夠及時糾正錯誤，確保政策的正確。除酈食其之事外，《史記》中還記載了許多劉邦肯于納諫的例子。如：劉邦聽張良勸說，封韓信為齊王。《史記·高祖本紀》載：“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又如：楚漢劃定鴻溝為界后，劉邦聽張良、陳平之勸，乘勝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史記·高祖本紀》載：張良、陳平說“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下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劉邦采納二人意見，會合韓信、彭越追擊楚軍，至垓下圍而殲之，取得戰爭勝利。

劉邦的“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引起了毛澤東的共鳴。毛澤東本人也是善于聽取意見的典范。延安時期，毛澤東將“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提出。自此之后，“批評與自我批評”便成為中國不斷修正自我、勇于自我革命的強大法寶。曾經到訪過陜北的斯諾回憶說，他在紅軍營地發現：“最使人感興趣的是紅軍所辦的墻報，里面有黑欄（批評欄）和紅欄（表揚欄）。在紅欄中，人們稱贊個人或者集體的勇敢、無私、勤勞和其他美德；在黑欄中，同志之間互相批評，并指名道姓地批評他們的軍官。”中國的偉大正是在于從不諱疾忌醫，而是勇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于直面問題，勇于刮骨療毒、自我革命。正如毛澤東在1945年的七大上所說：“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與洗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頁）

◆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倡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在革命與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始終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堅定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圍繞“批評與自我批評”曾有過許多發人深省的論述，如：“我們都是從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43頁）；“正確的批評，應加接受，即使其批評有不確當者，亦只可在其批評完畢，并經過慎重考慮之后，加以公平的與善意的解釋”（《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7頁）；“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4頁）

古語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與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從而取得楚漢戰爭勝利一樣，毛澤東所提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也使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以此為“良藥”和“武器”，時時洗滌思想上的污垢和灰塵，在一次次危難與挫折中重新奮起，成為打不倒、壓不垮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永葆生機與活力。

三、經歷：“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澤東給出的第三個答案，便是劉邦的人生經歷。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間，毛澤東曾集中閱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就此進行過諸多談話，其中一次便談到了劉邦在楚漢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又一個原因，他說：

“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2283頁）

毛澤東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劉邦早年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高祖“起微細”，“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且“好酒及色”，在鄉間頗有些無賴行徑。出身寒微的劉邦，雖然有著鄉野無賴的某些個性特征，但也正是早年這段放浪形骸、游戲人生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人更加熟悉底層民眾的生活，了解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進一步而言，他更能洞察人的本性，因而便具備了超出常人的識人用人能力，容人納人的雅量。《史記》中曾記有一事，可予以一證：劉邦在泗水當亭長時，曾押送苦力前往驪山服役，途中多有逃亡者，劉邦心想這些人到達驪山時差不多都跑光了，于是在到達豐西澤這個地方時，他干脆晚上釋放了所有苦力，并言“公等此去，吾亦從此逝矣”，此舉令眾人深為感動，當即便有十余壯士愿跟隨他起事。劉邦起于草莽，才可有此經歷，親身感受過民眾苦難，才能有此意氣。正是因為熟悉社會生活和了解人民心理，劉邦才能在楚漢之爭中決策正確，贏得人心。他在登上帝位，建立漢朝之后，面對亟待恢復的社會經濟以及遭受連年征戰之苦的百姓，也是從社會實際出發，采取了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國策。對內提倡節儉，輕徭薄賦，鼓勵農民生產；對外與少數民族實行和親，以求邊疆安定。這些政策快速促進了漢初經濟的恢復發展，使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紀》的批語（《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

有感于劉邦的經歷，毛澤東曾得出一個結論：老粗出人物。他認為，自古以來，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漢朝的劉邦是封建帝王里邊最厲害的一個。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辦大事。他為此舉了劉邦、成吉思汗、朱元璋的例子。（參見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歷史卷》第33頁）

事實上，毛澤東肯定劉邦這一類“老粗”出身的封建皇帝，其所謂“老粗”指的正是這些人因出身布衣而具有的“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的優勢。這一點，正是一名卓越領導者所必需具備的能力。

那么，如何做到“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呢？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重要方法，那就是“調查研究”。

關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澤東留下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比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頁），“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頁），“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8頁），等等。毛澤東本人更是調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親自做過或組織過無數次深入細致的調查，為正確決策打下堅實基礎。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深入實際開展調查研究，撰寫了近十萬字的《尋烏調查》，幾個月后又撰寫了《調查工作》（后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了著名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論斷。延安時期，毛澤東編印了《農村調查》一書，他在序言中特別強調：“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9頁）他告誡黨內，如果我們的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9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繁忙工作之余，依然不忘調查研究。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開展“十大關系”調查，開始全面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他在談到《論十大關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時說：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步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又多次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通過調查研究，才能了解社會，熟悉民眾，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正因如此，毛澤東肯定了“老粗”出身的劉邦“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歷史作為一面鏡子，它照亮現實，也照亮未來。毛澤東對劉邦取勝原因的總結與評價，蘊含著他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工作方法。這些通過歷史與現實的碰撞激發出的睿智哲思，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生動體現。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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