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各方對于減排指標、國家責任劃分等分歧，還存在一定的協商空間的話，那么，在出資方面，這種矛盾始終是難以彌合的。

當地時間12月12日晚間，被稱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歷史性一步”的《巴黎協議》(以下簡稱《協議》)獲得通過。為了這一結果，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延長了一天會期。據悉，近200個締約方一致同意通過的《協議》共29條，包括目標、減緩、資金、技術、能力建設、透明度等內容。但出人意料的是，《協議》并沒有規定量化減排目標，而是設定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力爭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內。這也讓外界質疑，沒有明確減排任務，《協議》的作用可能被弱化。

升溫控制代替減排指標

在經歷了六年前哥本哈根的失敗之后，不少樂觀的業內人士都喪失了對《協議》達成的信心。在氣候變化大會召開前，不少人都對《協議》保持著濃厚的不信任態度，甚至懷疑《協議》最終將淪為一紙空文。“雖然所達成的協議并不完美，也還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內容，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向前走出歷史性一步。”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表示。

此前，各方通過的、有法律效力的強制減排文件只有《京都議定書》，因而在氣候變化大會召開前，外界期望《協議》能進一步強化強制性減排指標。

不少專家認為，上述規定正是多方代表口中的“不完美之處”。具體來說，《協議》沒有像《京都議定書》一樣對溫室氣體減排總量進行量化規定，而是“間接”地將強制規定放在了升溫幅度控制上，即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力爭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內。而對于具體減排量，《協議》提出，各方將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生態金融中心副主任藍虹直言，各方對《京都議定書》之所以有著較高的評價，就是因為其中設置了關鍵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指標，“我們能理解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不設置強制減排指標是為了減少這項指標對各國經濟的巨大影響，但不可否認，溫度控制和減排的直接對應關系較弱，強制力度相比直接設置減排指標也要小的多”。藍虹表示。

發展中國家責任重新劃分

目標確定后，各方直接面對的就是責任的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在業內看來，雖然《協議》仍然秉承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但是微妙之處在于，各國之間責任被重新劃分，《協議》由原來《京都議定書》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個層次的劃分，改為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以及小島嶼3個層次的劃分。

按最新分法，發達國家依然須實現絕對減排；發展中國家應該根據自身情況提高減排目標，逐步實現絕對減排或者限排目標；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可按照自身特殊情況，編制和通報關于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戰略、計劃和行動。但是與《京都議定書》相比，《協議》并沒有明確提出各國減排任務，只是要求提交國家資助貢獻文件，并按照國家自主貢獻文件的設定來減排。

“看似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有所讓步的新規定，其實并沒有那么悲觀。”有專家對此評價稱。而藍虹進一步解釋說，這次《協議》對國家的新分類，其實就是將中國、印度等有能力實現絕對減排或限排的發展中國家單拎出來明確責任，對于中國來說，此前中美減排協議中，中方已經許下了2030年中國將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的承諾，因此，《協議》的規定并不會增加減排負擔，只是借機帶動更多有能力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責任，“但是，對最不發達國家以及小島嶼確實難以比肩中國、印度等國的減排能力，為這些國家劃定相對容易實現的策略還是有必要的”。

此外，不少專家提出，《協議》中要求國家自主貢獻文件要按照清晰、透明和可理解方式并依照大會現有的方法和指南編制，并且每五年通報一次的規定，還是為各國“自愿減排”增加了一定的強制性色彩，畢竟各方為了國際聲譽也不能拿出過于“難看”的成績單。

發達國家“不完美”的出資承諾

如果說各方對于減排指標、國家責任劃分等分歧，還存在一定的協商空間的話，那么，在出資方面，這種矛盾始終是難以彌合的。

在爭議最為激烈的資金問題上，《協議》再次明確，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為協助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減緩和適應兩方面提供資金資源，繼續履行在《公約》下的現有義務。但資金數量方面的內容并未出現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中，而是在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文本中規定，強烈促請發達國家制定切實的路線圖，以實現在2020年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應對氣候變化資金，并到2025年前，在1000億美元基礎上設定新的資金目標。

在藍虹看來，部分發展中國家愿意在《協議》中寫入實現絕對值減排或者限排目標充分表明，中國等國愿意承擔起減排責任，反而是發達國家在出資等方面仍然沒有做出更多承諾，可見，“雷聲大雨點小”的實際行動實在不如它們對外發聲時說的那么“有力”。最終，出資規定的一些“空白”，成為了《協議》中另一項“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