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一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因素有很多，關注視角不同會作出不同判斷。

經歷五年下行，如果要使中國經濟恢復增長的動力，開啟經濟增長的新周期，必須從供給層開啟結構性的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期成為經濟改革領域的高頻詞，也成為最高經濟決策機構，在宏觀調控方面的一個新的思路。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運行面臨著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勞動要素成本上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結構的不合理以及資本投資效率下降等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供給側改革是決策層對當前中國經濟開出的一劑新藥方，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來促進經濟發展。

那么，未來的新需求和新供給在哪里？

知識財富

最幾年的兩大現象引人深思。一則是香港高校招收內地高考尖子；另一則是關于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越來越多中國的富有中產階級，通過技術或投資移民等方式，前往歐洲、北美等發達國家居住。

前者屬于知識移民，后者屬于財富移民。換句話說，知識和財富從中國“退出”而進入了另一些國家。

1970年，當代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發表了一部題為《退出、聲音和忠誠：回應公司、組織和國家的衰落》的著作。在這本著作中，赫希曼討論了公司、組織和國家是如何衰落及防止衰落的幾種途徑。

根據他的研究，組織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組織成員的“忠誠”，即如果組織成員“退出”了組織，那么組織必然衰落。

如何保持組織成員的忠誠？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文認為，有兩種途徑。一是組織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二是容許組織成員發出“聲音”，批評組織的不足，從而令組織改進其服務。

但如果組織不能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或者在組織成員不滿的情況下不容許發出“聲音”，或者在組織成員發出“聲音”后服務依然得不到改善，那么組織成員就會選擇“退出”。一旦選擇了“退出”，那么組織的衰落將變得不可避免。

簡單地說，目前出現的知識和財富的“退出”潮反映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信號，就是人們對“聲音”機制的效用已經失去了信心，開始選擇“退出”機制，也就是日常人們所說的“用腳投票”。

最近幾年教育移民的發展表明，越來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猶豫地選擇“退出”中國高教體系，到海外尋找他們認為是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另外，這些年每年都有數萬人“退出”高考，即不參加高考。這兩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們對中國教育體系的高度失望。

對中國教育制度的不滿，這些年社會上的“聲音”不可說不大。但是，這些“聲音”顯然并沒有發生作用。每次改革總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縱，成為他們追求私利的機會，從而惡化教育體系。在“聲音”不發生效用的情況下，人們很自然作“退出”的選擇。

財富的“退出”也有幾乎同樣的背景。歷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會的底層。但這一波移民的主體則是(上層)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作“退出”的選擇，也同樣說明了這個群體對有關現存制度體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產階級是改革開放的產物。這個群體的“退出”很難理解，因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少數幾個經濟發展強勁的國家。從發財致富的角度，他們沒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選擇。實際上，很多作了“退出”選擇的人仍然離不開中國。只不過是今天賺了錢，明天就存到海外。這表明他們對有關體制毫無信任感。

根據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們選擇“退出”，那么結果就是“聲音”的消失，而“聲音”消失的結果，就是體制改革壓力的消失，這樣一個體制就會走上衰落的不歸路。

簡單地說，隨著知識和財富的“退出”，中國的內部改革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和其它社會一樣，知識和財富是中國社會最有能力發出“聲音”的兩個群體，一旦這兩個群體選擇“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動力。

文化財富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張國祚表示，經濟可以使我們和延帶的“一帶一路”這些國家手拉手，但是只有文化才能和所有的國家心連心，而這個文化就是軟實力。

張國祚認為，在“一帶一路”中文化軟實力要發揮先行的作用。因為要和“一帶一路”周邊這些國家構造利益共同體、發展共同體，要實現和平、合作、和諧、共贏，必須在國與國之間建立一種友好的關系。彼此之間要有情感認同，才能交朋友。

張國祚說，習近平提出親誠惠容的理念，其實就是指發展文化軟實力。只有文化軟實力得到人家認可，“一帶一路”才能受到各國歡迎，才能掌握國際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