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11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為什么中央和國務院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認為，普遍的供給約束、供給抑制和供給結構老化正是中國經濟當前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就可以恢復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開啟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周期。

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11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為什么中央和國務院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認為，普遍的供給約束、供給抑制和供給結構老化正是中國經濟當前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就可以恢復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開啟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周期。

新供給經濟學認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分為“新供給形成、供給擴張、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等四個階段。在前兩個階段，由于新供給能夠創造新需求，所以經濟處于上升周期；而在后兩個階段，由于老供給不能創造等量的需求，所以經濟運行效率越來越低，甚至陷入衰退。2007年到2009年，美國經濟正處于以蘋果產業鏈為代表的“新供給形成”周期，2009年至今則處于“新供給擴張”周期，所以很快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重新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而同時期的中國經濟由于太多產業處于“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雖然宏觀調控一再發力擴大總需求，卻連續五年經濟下行。中央政府此時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顯然是抓住了中國經濟“供給結構老化”的主要矛盾，只有從這里入手，深化供給側改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才能從根本上恢復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開啟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周期。

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的主張包括：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提高供給效率、降低供給成本；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當前中國經濟的有效供給受到高稅收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高行政成本約束等三大供給約束，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的稅收或融資成本，每取消一批行政管制，就會有大量企業從盈虧平衡線上起死回生——這就是放松供給約束。

而談到供給抑制，則要從財富五大源泉說起。顯然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都不是財富的源泉，而只是財富被生產出來以后，能不能價值實現、能不能夠賣出去的條件，真正的五大財富源泉是人口和勞動、土地和資源、資本和金融、技術和創新、制度和管理。在這五個方面，都有可能存在著供給抑制。比如，如果一個國家人口和勞動力很豐富，人工成本卻越來越高，那就需要通過改變人口政策、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來取消人口和勞動的供給抑制，提高供給效率、降低供給成本；如果一個國家是全球儲蓄資本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但是企業的融資成本卻幾乎是全球最高的，那就需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給效率，降低資金的供給成本。此外，如何通過土地產權和流轉制度的改革，解除土地供給抑制，提高土地的供給效率，降低地租和資源的供給成本？如何通過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其他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減少制度抑制、提高制度的效率，降低管理的成本？如何通過教育、科技、創新體制改革，解除創新抑制，提高創新的效率，降低技術的成本？如果上述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效率提高20%或供給成本降低20%，有多少企業會立即煥發出勃勃生機？中國經濟增長率又何止7%！

如何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我們認為，改善供給結構的根本出路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培育“軟財富”和“軟價值”為代表的新供給形成和新供給擴張產業，包括知識產業、信息產業、文化產業、金融產業和其他社會服務業——這些行業的財富來源不再是以地球資源為主，而是人類的活動和人類的思維。

對于那些必須大量消耗地球資源的硬財富制造業，也應該給它們附加上更多的“軟價值”。奔馳汽車前總設計師曾說過，他們賣的不是汽車，而是一件藝術品，只是碰巧它會跑；他還認為，特斯拉賣的也不是交通工具，而是環保、時尚。

總之，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我們繼續降低融資成本、加大減稅力度、取消更多行政管制，放松供給約束；解除對人口和勞動、土地和資源、資本和金融、技術和創新、制度和管理等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抑制，提高供給效率，降低供給成本；同時依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隨著社會資源不斷從供給老化行業向新供給形成、新供給擴張行業轉移，中國經濟不但能夠企穩復蘇，而且完全可以開啟一輪新的上升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