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日本安倍政府重新組閣。新加坡《聯合早報》29日文章表示，作為新政府的標志性工程之一，“安倍經濟學”的“新三支箭”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鑒于此，有必要分析一下“新舊三支箭”之間的聯系與區別，以便更好理解日本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

不久前，日本安倍政府重新組閣。新加坡《聯合早報》29日文章表示，作為新政府的標志性工程之一，“安倍經濟學”的“新三支箭”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鑒于此，有必要分析一下“新舊三支箭”之間的聯系與區別，以便更好理解日本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

文章摘編如下：

“安倍經濟學”的“舊三支箭”，即，金融政策(第一支箭)、財政政策(第二支箭)與結構性改革政策(第三支箭)。其中，較為引人矚目的就是金融政策。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政府為了更為直接、更為穩妥地實施自己所設想的金融政策，從一開始就干涉日本央行的人事變動，并使自己的心腹——黑田東彥成為央行行長。

這樣一來，日本央行的性質就發生了劇變，逐步失去政策的獨立性，并實質性淪落為日本財務省下屬的一個分支機構。當然，作為政策干預的結果，日本央行毫無抵抗地贊同、并輔助實施安倍政府的金融政策，同時不斷增加對日本國債的持有規模。

此外，結構性改革也是安倍經濟學“舊三支箭”的重要倚重。具體而言，安倍政府希望通過結構性改革，逐漸建立以新興產業為核心的高端制造業發展新模式。其中，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汽車產業、以機器人技術為核心的高端裝備制造業、以及符合日本老齡化社會基本國情的醫療產業等，成為這一新模式的三大支柱。應該說，這一改革的總體方向是正確的，但具體的政策效果仍有待觀察。

總體來看，“安倍經濟學”的“舊三支箭”覆蓋范圍較為全面，其針對日本經濟的現實弊端所開出的“藥方”也較為準確，但囿于日本政治經濟結構的僵化體系、以及傳統利益集團的秩序固化，導致“安倍經濟學”并沒有取得理想效果。

與此同時，內容“全面”是“安倍經濟學”的一大亮點，但也正是因為“全面”，導致這一龐大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聚焦，而且個別領域更難以有所踏實推進，最終導致政策整體的失效。

視線轉至“新三支箭”。所謂“新三支箭”，具體是指：一、202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增長至600萬億日元(約7萬億新元)；二、平均生育率達到1.8；三、杜絕因家庭護理而放棄工作的現象發生。

這里比較“新舊三支箭”，不難發現在內容上二者存在極大的關聯性，且長期政策目標基本吻合。所不同的是，“新三支箭”更為具體、易懂，同時在未來判定政策效果時，可以借助上述指標性數據進行判斷、評價。

另一方面，盡管“新三支箭”只是聚焦在GDP、生育率、家庭護理等三個具體問題上，但不容忽視的是，日本若要完全實現“新三支箭”的預期目標，必須依賴于穩妥實施“舊三支箭”的既定政策。從這一層面來看，“新舊三支箭”既是互通的，又是互動的。

盡管如此，“新三支箭”在日本國內還是飽受詬病。如有媒體就指出，若要實現600萬億日元的宏偉目標，就必須保持年均3%以上的增長速度，而這一基本增長速度對當前的日本經濟而言實屬不易，因此，設定這一目標的妥當性與現實性有待考察。

更有甚者就指出，安倍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制定一些具體可行且有望實現的政策，同時確保實施相關政策的財政來源，避免“空中樓閣”般的政策設想。

這里，我們暫且不去評論“新三支箭”的現實性與準確性，但必須指出的是，未來日本經濟的重點發展方向或許是明確的，即依托結構性改革實現日本經濟的整體性復蘇與發展質量的提升。這既是貫穿“安倍經濟學”“新舊三支箭”的核心部分，也是決定“新三支箭”成敗與否的關鍵所在。鑒于此，我們需要認真關注這個問題。